編按:冼為堅卓越教授(中國文化與翻譯)閔福德教授第三度重臨恒生管理學院翻譯學院,連續四個星期六主講文化與翻譯系列「紅樓夢西遊記」。閔福德教授是著名漢學家,譯作包括《紅樓夢》(與霍克思合譯)、《孫子兵法》、《聊齋誌異》、《鹿鼎記》和最新作品《易經》。
要翻譯《紅樓夢》這部全書長120回的大部頭文學巨著,當中耗費心力精神之多,不難想像──即使與翻譯名家霍克思(David Hawkes,當代著名漢學家)兩人合譯,也不能鬆懈半點。況且,紅學界對後40回是否曹雪芹親撰仍有爭議,譯者要在風格上將後40回與稍有不同的前80回銜接、解決複雜的版本源流問題,挑戰更鉅。
在講座中,閔福德教授除了多次提到很感激柳存仁教授當他的論文導師、支持他的博士翻譯研究,也提到他的恩師霍克思種種舊事。他憶述年輕時再次踏足牛津校園、尋訪舊日恩師的經歷,不禁感嘆霍老處處為學生着想,待學生至善:
他一直記得當日尋訪這位恩師時的兩人對話,感受到霍克思很信任並認可自己的翻譯能力,認為霍老因為在過去為自己單獨授課講解《紅樓夢》時看到他的潛質,才會邀請他合譯這部作品。
「他知道我想翻譯《紅樓夢》後,雙眼閃閃有神,然後是一陣靜默,再問我有沒有興趣二人合作翻譯。」就這樣,翻譯《紅樓夢》成為了閔福德受嬉皮精神感召、年輕闖蕩數載後,事業和人生的轉捩點。
年輕闖譯路,駕馭文字與藝術相通
閔福德指,一直到後來他的學生訪問霍克思,他才得知原來霍老當初大方邀請自己一起翻譯,是因為剛答應了企鵝出版社接下翻譯工作,便聽到這個年輕人也想翻譯《紅樓夢》,繼而想到閔福德很難在自己的譯本出版後短時間內再推出另一個市場會接受、留意的譯本,因而提出兩人合作,由閔福德翻譯後40回。
「回想當時,我是個大言不慚的年輕人,想修讀博士學位就回母校去,跟老師說自己想翻譯《紅樓夢》──彷彿那不是什麼難事一樣,但霍克斯提出合作方案時卻讓我覺得他需要我,這就是他的仁厚、涵養之深。」
閔福德指,從始到終,翻譯講求的是一份樂在其中:“Do it for the sheer helluvit.” (「該怎麼做,便怎麼做。」)他說,霍克思就是這麼說的──在譯者絞盡腦汁完成翻譯工作的背後,除了順應一種自然而然的呼喚、有感非把文本翻譯出來不可、該怎麼翻譯就怎麼翻譯,別無其他精神力量可以倚仗。
他與霍老同對文本喜愛愈甚,翻譯默契漸長,甚至到後來兩人坐在一起看譯文,霍克思提出對閔譯的意見後再沉吟細思,竟發現自己兜兜轉轉最後還是改回閔福德的譯法。
閔福德認為翻譯是一種很特殊的寫作、創作──若霍老與讀者同讀此句,想必會指出此處應去掉「很」字──閔福德曾於2016年在恒管分享霍老對用字精確的執着,笑道自己應糾正剛說錯的一句話,不該說某事「挺獨特」,因為據霍老說,事物只有「獨特」或「未算獨特」之分,添上「挺」字反成蛇足。
1963-1964年,閔福德曾在維也納師隨Walter Kamper習琴,希望有朝一日變成鋼琴家。他難忘老師一種「特訓」:先是要求他彈蕭邦的曲子,但彈到一半卻猛然收起樂譜,要求他順着蕭邦曲子的感覺來發揮,自由演奏一段,以進入忘我的陶醉境界為目標,到差不多的時候則放回琴譜,要求他順暢地銜接,駁回原曲,訓練他對音樂的觸覺和創造力。
閔福德指,這種音樂訓練(還有他大學首兩年所醉心的戲劇世界──閔福德指「演戲等於鑽進別人的皮子底下,口裏說別人的對白」)同樣對他有所裨益,幫助他累積駕馭文字所需的敏銳觸覺,大膽創新。
迻譯文化須創意,語文修養要求高
閔福德指,霍克思結合了深厚的語文根底學養和本質上「非學派」的創意來翻譯,指翻譯理論中簡單的「異化翻譯」(foreignization)、「歸化翻譯」(domestication)等二元概念無法清楚說明譯者在一部小說中選用的策略究竟是怎樣。
他認為霍克斯的翻譯策略既以讀者為本,也以文本為本,並非死板地講求形式上逐字逐句的忠實翻譯,以求幫助讀者進入原文所建構的神奇小說世界。
他指霍譯處處皆運用巧妙的文化迻譯技巧(cultural sleight of hand),在小說內文有如乾坤大挪移般借用英語中原有概念,化解文化屏障,免卻大篇幅的夾註,不致掃了讀者興致,例如第一回「又是元宵佳節」情節中「去看社火花燈」一句使用了“mummers”(優伶,來自古老英語)一詞即是。
「翻譯《紅》書中詩句裏『兒女』一字,霍克思選用莎翁曾使用的nymphs and swains(美麗少女與小夥子),沒有翻譯為boys and girls,詩詞的感覺更形突出,英語讀者只要一讀就能感受。」
閔福德補充說,他與霍克思都知道《紅樓夢》譯本不會是為了普羅大眾消閒閱讀而出版,深信雖然一些微妙的文字巧思不會老嫗能解,正如《紅樓夢》也有很多文化根底深厚、較文雅高深的部分,但用心加入文化元素以幫助讀者理解原文高層次意趣和隱喻仍是譯者身負的重任。
語言、翻譯與文學的「好壞」
閔福德曾分享,「霍克思除了對文學的好壞有很強烈的看法,也很堅持一種好英語應有的標準,例如他從不會使用分裂不定式(split the infinitive),有人認為這些文法規範老派、過時,但也許時人連什麼是『分裂不定式』也未必知道了──意思就是在“to”和動詞之間加上副詞(adverb),但這種寫法現在已完全合符美式英語文法。」
「在以前,這樣寫可就有如犯罪那樣不可饒恕呢。這些文法規範都在Henry Watson Fowler所著的Modern English Usage仔細列出,我常推薦給學生看,但也許沒有多少人會熱中於學習這套標準了。」
閔福德也提到,企鵝出版社的編輯Betty Radice熱愛《紅樓夢》一書,愛惜書中人物面貌,曾老實不客氣地寫信痛罵閔福德,讓他必須從對白中去掉時語俚語,說她無法忍受「在前三冊的霍譯裏均顯八面玲瓏、識見超卓、教養深厚的女子,在後40回頓時變得庸俗粗野」,甚至叫閔福德重新學學怎麼寫英文。
「當時交出了後40回的首7章譯文,卻受如此狠批,實在曾洩氣頹喪,信心動搖。」不過,從霍克思寫給閔福德的信件中可見,不止閔福德要頭痛,霍老亦曾因編輯意見而苦惱,繼而勉勵閔福德,指他們兩人唯有相信編輯因為熱愛文本才會對一字一句也着緊非常,而只要譯者理據充分,編輯仔細推敲後在原則上終會站在譯者那一邊。
閔福德笑說自己的確也該鑽研「怎樣寫出更好的英文」,指當時參考了一本寫給小孩看的小書(Frances Hodgson Burnett所著的Little Lord Fauntleroy,作者善於模仿19世紀的小說語言),獲得啟發,開始拿捏「三流小說」的語文特徵,掌握到與《紅》成書年代相近的西方小說中一些傳統套語、陳腐言辭和語氣,有助翻譯出原文一些對白的神髓,在小說藝術上進深一步。
翻譯的達與化
「游弋於兩種語言、兩套文化、兩個狀態、兩個世界之間,從這一邊過渡到另一邊而無損原文的題旨與點滴意趣,就需要『化』,需要一種重鑄(recasting)。」
閔福德引述錢鍾書的觀點以說明──錢在評論19世紀翻譯家林紓作品時提到,譯者於嚴復提出的「信、達、雅」譯事三難之外,還要留意翻譯是否能達到「化」的境界,把文字如銅鐵燒熔、重新倒模、重鑄成精神面貌保存無損的譯文。
這種重鑄最需結合生活經驗。
「一些年輕學生問我如何才能精采地翻譯D. H. Lawrence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我首先問他的生活經歷和戀愛經驗是否令他對作品體會很深,否則翻譯較難傳神。」
閔福德指,文學和生命本就無可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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