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拔萃每級四班，每班40人，分班制度如下：先按總成績把160人均分成兩組，每組再按英文科成績均分為兩組，成四班。用這個方法分班之後，每班各有特徵，產生了強烈的標籤效應，但也有助於課室管理和方便了教學工作。A 班和 B 班的學生比較勤奮好學、知所進退，C 班和 D 班的傾向隨意行事、放任自流；A 班和 C 班的學生比較外向和外顯，B 班和 D 班的則比較內向和內斂。拔萃學生的作風一般是非常外向和外顯的，因此，所謂「比較內向和內斂」只是相對的說法而已。
準備成為老師
7月底接到通知，我每周上課28節：4D 中文四節；3C 中文及中史共六節，1C 及1D 數學，每班六節；4C 及 4D 地理，每班三節。課外活動則要負責學校的乒乓球活動和校隊的訓練，以及擔任 4D 班主任和綠社（Arthur House）助理導師。對此我毫無異議，上述工作我都非常樂意承擔，而且自信都能勝任。
8月份除了備課之外，還做了兩件值得一記事，其中一件對我來說是一項難得的「壯舉」。我終於讀完了《紅樓夢》。這本書我曾經兩次拿起來看：第一次是進港大前的暑假；第二次是畢業後的暑假。第一次只看了十餘頁；第二次則讀了將近一半。鞭策我完成「壯舉」的主要原因是國文科有「劉姥姥進大觀園」一課。另一件事是跟鄭肇楨的美術老師學在黑板上白手繪畫各式圓圈、直線和橫線，學了一個月，每周三次，每次一小時。
收到教師證
10月的一個周末，郭校長應邀向數百名聖公會的小學校長和教師演講，講題是「課外活動的功能」。他的粵語雖然了得，但用以演講則尚未到家，而大部分聽眾的英語水平不高，恐怕未能完全聽懂他的講話。因此，他只好請人當翻譯。他的邀請我樂意地接受了。當天的安排是他先用英語演講，隨後我以粵語複述，不設提問。演講全程一小時，英、中各半。校長的講稿我已事先譯成中文，但臨場還是加插了少許個人的詮釋。這次演講加深了我對課外活動的認識，激發了我對課外活動的熱情，也引起了我對課外活動的教育作用的重視。
不久，我遇到一個來自教育司署（後改稱教育署）的小麻煩。一天，收到一位官員的電話，要我在三、四日後的星期五下午四時半前到位於中環炮台里的教育司署領取我的教師證。那天下午我有課，放學後又有課外活動，無法如期前往，於是問他可否等到星期六早上才去領取。當年政府機構星期六上午是要辦公的，但他說不可以，也不能郵寄，一定要在指定日期和時間親自前往領取。又說，我可以告半天假，校長是不會不批准的。面對如此官員，我只好說，那就請你暫時收着，待我日後來領取吧。結果，過了大約一個星期，學校就收到我的教師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