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融合的大前提是資源的自由流通。而一國兩制的核心（至少是其中一個方面）卻是內地社會主義與香港資本主義維持為兩個不同制度。而基於兩種不同生產模式的差異，兩地各有很不一樣的社會制度安排。在區域融合與一國兩制之間，的確存在矛盾。這個矛盾並不會因為中央推出粵港澳大灣區政策而自行消亡。很多人為了迎合中央而避開這個話題，這完全不難理解；可是矛盾之存在並不會按主觀意願而轉移，這一點也是大家都知道的。究竟是避而不談，還是正面面對矛盾所在？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選擇。
儘管珠三角一帶進行了40年經濟改革，但這並未為香港帶來全面開放的區域融合。現在事後看來，這似乎是一個未完成的過程，可是將這種狀態放回到當年的想法與安排時，則這既符合中央期望（開放改革不等於全面市場化，任由外來因素滲透社會各個方面），也合乎香港預期（與內地保持一定區隔是社會各界的期望）。而事實上，內地與香港在制度上的確存在很多差異，基本上不可能出現全面開放的區域融合。在那個時期的區域融合只是一種「不對稱的經濟整合」，讓香港資本可以單向流入內地，利用珠三角一帶的土地與勞動力大大擴充香港產業的生產能量。至於一般香港市民，則將珠三角地區納入為他們的消閒度假空間。在各取所需的情况下，這個未完成的區域融合的過程及其潛在的問題，並未引起任何一方關注。
說得直接一點，內地是有限度開放，就算是資金也並不是無孔不入、通過市場化而能夠隨便進入每一個經濟環節。而香港的人口也並非完全融入內地社會。最為明顯的情况是曾幾何時有人認為珠三角可以成為港人退休後的落腳點，因當地生活水平較低，以致香港一般中下階層亦可以憑着有限的財富而置業安居、安享晚年。部分港人的確採用了這種退休安排，可是他們移居後仍然依賴香港公共服務（例如醫療）。他們可能已經轉到珠三角居住，但一到了醫療、社會服務等需要時，則傾向「回流」香港。原以為人口的（尤其是長者）遷移可令香港的醫療、社會服務系統減輕所要承受的壓力，但結果是預期效果並沒有出現。
第一回合﹕人才資金單向北流
至於香港的勞工，除了在一段短時間內可以隨廠北上擔任指導工、管工之外，大部分很快便要面對被內地工人所替代的挑戰。這個替代過程乃市場經濟常態，是一個計算成本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被替代的香港勞工回流，而不是進一步進入內地勞動市場。事實上大多數香港僱員進入內地工作，是通過香港企業所聘用而取得職位。香港資金與企業進軍內地並未為香港勞動力真正打開其勞動市場，當搬廠熱潮過去後，我們赫然發現流動的是香港資金，而不是它的勞動力。當然，在內地工作的港人在數目上有過一段時間的快速增長，不過他們多集中在專業、行政管理人員職業，而且需要有一定資歷。受惠於經濟整合的社會人士，其背景有一定限制，而不是普遍地開放予不同社會階層。
第二回合﹕內地經濟改善交流雙向
第一回合的區域融合是不對稱的、單向的，主要由香港所支配；第二回合的區域融合大約在15年前開始，逐漸由單向轉為雙向。最為有趣的一點是，隨着內地社會經濟條件變化，內地人士、企業可以通過市場機制和手段來運用香港的資源：由搶購奶粉、「雙非」嬰兒現象、投資房地產、購買人壽保險、注射防疫針以至平日來港消費，統統都是在完全開放的香港市場取得服務。相反而言，則是香港人在這個階段未能在內地進一步打開新的市場空間（或可說為內地未有消除更多限制）。人流、資金流等在流動方向的轉變，給從來沒有認真為區域融合作好準備的香港社會造成巨大衝擊，而第三回合的區域融合，是建立在既有基礎之上，而與此同時又要協助解決第二回合所出現的矛盾和衝突。
究竟第三回合的區域融合將會是怎樣的一件事情，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大灣區是一個什麼概念。就算沒有什麼新元素，第二回合區域融合的雙向經濟流動必然繼續。而總結過去15年經驗，區域融合是由一種「不對稱的整合」轉變為另一種「不對稱的整合」：以前那種由香港主導的單向流動是建基於兩地發展水平存在顯着差異的情况下發生，這種狀態早已一去不返；而現階段的雙向流動，則因為內地制度安排上的特殊（由戶口、各種保險到置業、子女教育安排等，而更為複雜者是政策安排在不同城市非完全一致，而就算是同一城市，政策亦可能隨環境、形態變化而增減限制）而未能形成一個在港人眼中完全開放的流動平台。對一般港人來說，這種狀態下的區域融合有種侷促的感覺，不易掌握如何在區域融合環境下規劃職業生涯及人生。
但這等於說我們應該像某些社會人士般倡議向中央提出優待港人的政策（例如買房限購不應用於港人、在內地工作的人士按香港稅率繳交稅款）嗎？我認為不應如此。如果到了今天，香港的思維仍是看看有無特殊優惠才想想自己跟整個區域的發展有無關係，那恐怕都只會是短期行為，難有什麼作為。面對大灣區發展，香港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很簡單：到了今時今日，中央及區內不同地方還有哪方面會用到香港？有哪方面香港（的服務和人才）可以輸出？以至大灣區需要調整政策、對外開放，而香港基於地理和制度優勢而可以早着先機。這不是特殊優惠，也不是人為的政策傾斜，而是因應區域發展本身的需要而產生的需求。只有這樣香港社會經濟才會再次認真探索自己的競爭優勢何在，通過一個較少障礙的平台跟內地發生新的社會經濟整合。
什麼優勢互補，不是虛詞便是客套說話。香港投入大灣區發展首要想的是競爭。講競爭、淘汰才是港式發展。香港不習慣等待政府「派政策」。
原刊於《明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