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紅樓人物‧性格與命運》一書，原稿12篇，由管喬中（筆名彥山及其同學黃志鴻二人，於1981年至1982年間在《韓山師專學報》前總編輯吳穎老師指導下執筆完成，分別討論了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史湘雲、王熙鳯等12位小說人物形象，其中多篇曾在《韓山師專學報》、《汕頭大學學報》、《花城》等期刊上發表。本文節錄自書中首篇〈賈寶玉〉。）
前文提要：賈寶玉含玉出生，但他不滿自己的奇異，只想做個普通人。寶玉反對一系列的封建制度，都是在人性解放的初步覺醒這一核心性的思想基礎上生長起來的。
然而，寶玉畢竟不是思想家，他的思想表現在感情，融化在性格，體現在行動，而沒有形成理論體系。所以，他並沒有被人視為清王朝的「不同政見者」，人們僅是拼命嘲笑他是「行為偏僻性乖張」的「傻瓜」。可是，「傻瓜」的愚蠢不肖卻是非凡的表現，正如馬克思曾引用老卡萊爾的話說：「當上帝想創作某種偉大業績時，他總是挑選最愚蠢的人去幹。」賈寶玉幹他那種離經叛道的業績時，當然又不同於李逵這類造反實踐家。他畢竟是個「銀樣蠟槍頭」的貴族公子，「在內幃廝混」的「富貴閒人」。也恰恰這一些，寶玉這一形象更體現出藝術性格典型的歷史意義和美學意義。
用天然打敗人力造作
寶玉「崇女權」、「尚平等」、「反科舉」，卻又軟弱無力，只能歎息，怨恨自己「為什麼生在這候門公府之家」。但是，這種軟弱又充滿力量。在「大觀園試才題對額」時，他用「天然」之說打敗了賈政「人力造作」之說，「人力造作」可以說是「天然」的異化。賈政無話可說，只能老羞成怒喝令「叉出去」。賈政對寶玉叛逆性格的萌芽早就敏感地認識到，待到發現寶玉的行為是所謂「在外流蕩優伶，表贈私物；在家荒蕪學業，淫辱母婢」時，就考慮到他會發展到「弑君殺父」，甚至說：「不如趁早一發勒死了，以絕未來之患！」（第卅四回）父與子的衝突，就在這矛盾而豐富的歷史內容中展開，爆發。
賈政與寶玉衝突的勝負得失，一明一暗，表現了不同層次的立體效果。寶玉是形式的失敗者，他一碰到賈政就「如避貓鼠兒一般」，聽到賈政一聲叫喚，也「不覺打了焦雷」，童貞的心理受到非自然的傷害。但在根本意義上，賈政無奈寶玉何。寶玉為了金釵兒、蔣玉菡這些丫環戲子，被打得「皆是血漬」，「由臂至脛，或青或紫，或歪或破竟無一點好處」。但他還說：「就便為了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的。」（第卅三回457頁、第卅四回464頁）這種雙層次的矛盾結構回旋起伏貫串全書，既委曲又縝密，體現了藝術形式的錯綜美和生活內涵的豐富性。
賈母溺愛的保護傘
寶玉是渴望藍天的小鳥。他稚嫩的心靈沒被封建羅網捕殺，是因為尚有迴旋的餘地。封建家族內各種矛盾錯綜交叉在一起，使本來緊繃着的羅網有很大的彈性。封建的神秘觀念使賈母對寶玉特殊溺愛而構成溫暖的保護傘。王夫人以自己的利害關係為重要內容的母愛，無疑又是緩衝的屏障。賈政因金釧兒事件及掩護戲子琪官出逃王府一事而大怒，吩咐將寶玉拿住，命令「拿大棍，拿索子捆上」，將他「着實打死。」賈政嫌小廝們「打輕了」，自己「咬着牙狠命蓋了三四十下」。這個時候，王夫人聞知趕來，「抱住板子」，又哭又鬧，賈政也只得「長歎一聲」，「淚如雨下」，丟掉了板子。到了賈母介入時，賈政更是「灰心，後悔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第卅三回）因為這樣，保護傘和屏障構成安全的「棲居地」，叛逆的小鳥可以籍此候機，等待翅膀的成熟。
大觀園也是特殊的「棲居地」，是人物特殊的行動環境。它是兩道不同平面的軌跡交叉運動而形成的一個半封閉的立體空間。它產生的隔離效果有非凡的張力，使這出歷史性的家庭悲喜劇演得更加有聲有色。
陷身女子重圍的孤獨者
大觀園可以說是女兒國的特殊領地。除了寶玉，住的全是賈府本家及親戚的姐妹，和她們的親隨婢女丫環。前面說過，寶玉的童年是在賈母與王夫人的保護傘下度過，使寶玉暫免遭賈政毒手，並造成寶玉在「內幃廝混」的特殊生活習慣，如果說這使他不會過早受社會腐化的毒菌危害而保持童貞，對性格的形成有決定性的意義的話，那麼，逐步成年時能在大觀園中生活、讀書，從某種意義來看，使寶玉有一個精神淨化的環境，發展了對黛玉的純真的愛情，這對他思想性格的發展就更有特殊的意義。花襲人這只敏感的封建叭兒狗，後來也正因為這樣而進言王夫人「君子防未然」，勸說「還教二爺搬出園外來住就好了」。（第卅四回467頁）賈政在寶玉入園前訓了一大場話，寶玉「連連的答應幾個是」。但進園後遠離了賈政這只封建正統的老貓，離經叛道的小鼠兒當然更自由。每日，寶玉就只和姐妹丫頭們一起讀書寫字，「彈琴下棋，作畫吟詩」，「描鸞刺鳳，鬥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過得十分快樂。有些讀者不能正確理解大觀園的生活。像俞平伯批評過的「消閒派」，他們讀《紅樓夢》「有一點態度卻是大背作者原意。他們心目中只有賈氏家世底如何華貴，排場底如何闊綽，大觀園風月如何繁盛，於是恨不得自己變了賈寶玉，把十二釵做他妻妾才好。」誠然，大觀園裏樓台亭閣，奇花異草，翠屏錦嶂，曲徑清流，連賈妃也感歎奢華過費，「真係玻璃世界，珠寶乾坤」。賈寶玉也揮毫寫下「眼前春色夢中人」，「玻璃檻納柳風涼」，「靜夜不眠因酒渴」，「掃將新雪及時烹」這樣的春夏秋冬四時生活的詩，表現了「富貴閒人」此時感到「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他一方面是敢於蔑視封建禮教的大膽叛逆者，但另一方面又是喜歡酌酒賦詩，消閒玩樂的寄生生活的公子哥兒。《四時即事》詩正是作為貴族公子生活的寫照。但是，大觀園又不是世外桃源，它同樣存在着污穢、眼淚，掙扎和反抗。且不說賈府統治者在大觀園設暗探、伸魔爪，單就行動自由來說，大觀園又是變相牢籠。寶玉終日在這小圈子裏，不能隨意到外面舒暢地呼吸新鮮空氣。他希望擴大生活的領域，渴望圍牆外美好的事物和美好的人。「他自知『富貴』二字不啻遭我荼毒了」。以前，當別人為元春選中貴妃而得意熱鬧時，「獨他一個皆視有如無，毫不曾介意」，現在，在大觀園內也「靜中生煩惱」，「出來進去只是悶悶的」。有人評論寶玉說：「他永遠是一個陷身於女子重圍的孤獨者，熱鬧環境中的寂寞人。⑤」這概括出他的某些精神面貌。不過，大觀園雖然束縛他生活的視野，限制了叛逆性格的發展，但從某種意義來說畢竟是寶玉「情」的世界，「愛」的天地的寄託之所，使他的思想感情得以昇華淨化。
雜學化作思想批判武器
從半封閉空間引出的思想曲線無法直接為未來劃出一條金色的道路，可是在這塊敏感的土地能持久地聽到歷史悠遠的聲音和真誠的回聲。大觀園有較寬綽的間隙和彎曲的渠道。賈寶玉從而方便地弄到古典文學和哲學的著作。儘管寶釵批評他是「整日價雜學旁收」，但他從中都汲取了精神上的營養，並獲得了思想的批判武器。
賈寶玉朦朧的人性解放的覺醒，當然是在當時已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時代背景下出現的，但它不是時代精神的直接反映，而是通過歷史的折光反射。它有別於歐洲新興的市民意識，而是中華民族優秀的精神傳統和道德傳統的繼承和發展。中國古典文學的人道主義精神傳統源遠流長，《詩經》、《楚辭》、漢魏樂府、唐詩宋詞、元曲及明清小說，不乏同情被壓迫和被侮辱損害者（特別是婦女）的佳篇傑作，其中也透露出一些個性解放的呼聲。寶玉不喜八股文，喜歡詩詞曲賦；不讀《大學》《中庸》，卻看《西廂記》《牡丹亭》這類雜書，受到藝術的薰陶和思想的影響。他對歷史上那些反道統者更是神往、推崇、並在行動上產生相似的振幅。寶玉那種憤世嫉俗，與腐朽勢力作鬥爭的頑強精神，可以說是與屈原斥群小「競進以貪婪」，「興心而嫉妒」的戰鬥態度一脈相承。他的《芙蓉女兒誄》吸收了《楚辭》裏大量的意象詞語，寄託了自己愛善憎惡的態度，並用以表現對叛逆女奴與惡濁勢力鬥爭的同情，傾訴了自己對黑暗現實的不滿。寶玉的「潦倒不通世務」，「有時似傻如狂」，與阮藉、嵇康有相似之處，不同者在於他不是為了政治避禍而純粹是思想情緒的反抗。他的人情觀又接近黃宗羲、王夫之等人的「天理」、「人欲」思想，但更落實到日常的待人接物中。而從人物形象的歷史內容來看，寶玉更比追求個人幸福的張君瑞、柳夢梅高出了很多。
發現女兒們的人品美
寶釵曾指責寶玉「無事忙」，封建統治者更認為他是「無故尋愁覓恨」，其實他「尋愁覓恨」所「忙」的，都是圍繞發現「女兒」們的「人」的意義，認識「人」的價值，維護「人」的權利，尊重「人」的人格，要求「女兒」們能過着有情有愛的「人」的生活。寶玉用中國傳統的人道主義精神作武器，與吃人的封建禮教拚搏，但卻具有《紅樓夢》式和賈寶玉式的特點。這種拼搏表現在大觀園日常生活上，表現在精神領域裏，更表現在愛情的天地中。賈寶玉反對封建制度，起初也不是從自己的被逼害出發，而是從同情「極聰明」、「極清俊」、「清淨潔白」的「上等女孩兒」的被壓迫被損害出發。他發現的，首先是「女兒」們的「人」的價值，而不是自己的價值。他真誠地認為自己比不上那些「人品」美的「女兒」。這比自我要求個性解放還先進一些，這是一種雖朦朧而卻是真正的人性解放的覺醒。寶玉的思想雖沒有形成系統理論，但作為歷史新人和文學新人來說，已經完成一個飛躍，一個大有別於屈原，嵇康，阮藉或張君瑞、柳夢梅的飛躍。
（論賈寶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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