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談到大灣區的發展，教育因而應該可以有大展拳腳的機會。但是香港本身要有自己的發展藍圖。
上周提到高等教育和基礎教育各有發展的大空間。這裏再補充一下。香港只有8所公立大學，另外兩所半公立院校（公開大學、演藝學院），其中6所在世界主要的排名榜裏，都在全球200名以內；又其中3所，進入全球50強。其密度之高，世界少有。
綜合互動 更高平台
歐洲曾經有人專門提出這個觀察。但是這些高素質的大學，面對的卻只是7.8百萬人口（最新數字），也只有非常有限的研究經費，學生活動的空間也極為有限。
假如讓整個大灣區的大學逐漸形成一個互相呼應的體系，就會面對大約7000萬的人口，可以讓區內的研究經費最有效地使用，也可以讓學生有更加寬廣的活動空間。
請注意，這裏說的是一個「互相呼應」的體系，而不是把區內各地的教育一律化，更不是把各地的教育放進統一的領導機構。也就是各地的教育──體制、課程、人員、教學等等──仍然保持各自的特色，逐漸形成一個非常有特色的綜合體。就以高等教育來說，香港的大學依然以英文為主要的教學語言與工作語言，內地的大學必然仍然以中文為主。但是整個大灣區的教育，英語的使用，必然會比中國其他地方更加普遍。
又比如，香港的大學會聘用大比例的外籍教師，甚至行政人員；在大灣區的內地大學，則外籍人員仍然會是小比例，不過「海歸」也許會比其他地方多，對外籍人員也許會更加包容。但是總體來說，區內的高等教育會有一個更高的發展平台。
以上的想法，聽起來很好，也不難。但是真的要實現，就需要有認真的規劃。這種規劃，不是硬性的行政、財政、人員的一體化。在內地來說，很容易以為大灣區的理念，就是廣東省的擴張，把港、澳的資源，「為我所用」。在香港，很多政客，不論立場派別，不管是歡迎還是抗拒，都會把大灣區的規劃，看成是香港政治、文化、經濟……的所謂「進一步回歸」，也就是讓香港逐漸變成與內地一樣。筆者的觀察，大灣區的理念，應該是中國整體發展的一部分，這部分的發展，就是讓中國的整體，更加多元化，而不是更加一體化；是增加中國社會形態的層次，而不是減少；是讓中國豐富與外部世界的聯接，而不是封閉。
相信這不是筆者個人的一廂情願，也不會是香港的一廂情願──香港成為中國南方不同體制共處的其中一塊福地，也是中國最接近外部世界的一個交滙點。
但是要走到那種境界，需要香港自己的努力。然而香港在這個大灣區，自己如何定位，好像還不太清楚，也不是文本說了就算的。這自我定位非常重要，不是任何人可以代替的。
星洲美國 兩種形態
於是就遇到一個根本的問題：我們說香港，什麼是「香港」？上述的種種，彷彿把香港看成一個有意志的個體。香港的現實，並非如此。香港既沒有可以指揮方向的政府，也沒有整個社會形成「共識」的傳統。香港是一個沒有意志的社會。
這可以說是一個根本的特質。新加坡與香港不一樣，就是政府指揮一切。政府可以指揮一切，事實上也的確在指揮一切。筆者常常說：新加坡的學校體系，是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the best managed）。整個教育體系，好像是一間龐大的公司，政府是CEO。在新加坡，這個CEO很聰明，很好學，也很靈活，但是一切大的變動都是由政府啟動。也可以說都是「政府行為」（government initiatives）。即使是學校裏面有什麼新的教學法，大多數是由於政府的研究和政策的牽引。而新加坡的優態發展，又鼓勵了政府，相信自己的行政力量。
美國不一樣。一直以來，美國是多元的、分散的社會，一般的問題，很難有共識。但是美國人有一種根本的共識，就是憲法。美國人很多問題，都訴諸憲法，這幾乎是一種信仰。因此，即使美國有種種難以容忍的社會敗象，美國幾乎沒有人會有「革命」的動機；六十年代的「黑豹」，也許是唯一的例外；美國民眾崇尚的，是馬丁路德金的和平運動。從來沒有人會想到要推翻憲法。筆者認為，這是美國成為最成功、也是最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要素。因此，特朗普對美國的挑戰，不是他種種即興式的言論、動作與政策，而是有識者都擔心他會動搖國民對憲法的信仰。
英國的《經濟學人》前幾期登過一幅漫畫，右方的人像代表發展中國家的民眾，左方的人像代表西方民主；右方正在追求左方，左方卻正在崩倒。漫畫所指出，當然也因為歐洲的形勢，例如英國的脫歐。
香港呢？香港素來沒有指揮一切的政府。過去的「積極的不干預」，也許已經不再可能用來期望今天的政府，但是無論如何，香港的政府不可能演變成新加坡式的政府，也不符合香港自由市場的經濟形態。就教育而言，香港高教的研究，情形和美國差不多，都是各自精采。
香港原來有法治的堅固傳統，否則就不會有類似廉政公署這樣蜚聲中外的機制。但是近年法治不斷受到衝擊，人們對於法治的信念不斷受到挑戰，再加上《基本法》的模糊地帶，香港的法治也許需要一點重振，方能成為社會共識的基石。
香港形態 尚待成熟
這是一個很根本的問題。也是《經濟學人》，數周前有一篇流傳一時的封面文章Red Moon Rising。因為中國的登月，詳細掃描了中國科技的發展，旨在說明中國的科技在很多方面都領先，也分析了中國科技發展的弱點。但是在作中美比較的時候，有一點筆者認為很關鍵。在中國，很多科技的突破，是因為國家有明確的方向，機構、人員、資源，都是按照國家的方向而全面安排。
在美國，研究方向是個別研究人員的選擇，聯邦政府可以通過撥款，如NSF（科學）、NIH（醫療健康）等，在某些方向有指揮作用，大部分的研究，即使是學術性或者是應用性的突破，並不跟隨政府定下的方向。該文章的作者認為，這也是美國着急的原因之一，因為從國家發展的角度看，美國沒有像中國這樣的機制，中國的科技優勢，只會愈來愈顯著。
筆者聯想起，最近參加一所中外合作的大學的評估。這所大學，在短時期內，吸引了大批的國外華人學者，在尖端領域都頗為顯赫。他們遇到的問題，恰恰就是不容易在自己努力的領域，拿到國家的研究經費，除非他們的研究剛好符合國家的研究方向。
又聯想起，2009年上海第一次參加國際比較PISA。他們很認真，逐個學生研究他們參加國際項目的心態。那是嚴格的抽樣，學生卻說：「我被選中，覺得很榮幸。」跟着說：「我一定努力做好，為國爭光！」連上海的同事都感到有點意外。到底，這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度！
面對內地在大灣區的發展，香港可以走出自己的路嗎？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