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兵伐謀」之「陰陽」篇

找回「陰陽調和」理念,才能夠用「陰陽」來分析現代世情。找回「以人為本」理念,才能夠真正認識人權,這「以人為本」的人權訴求,所發揮出來的民權力量會更大。

《孫子兵法》的「用兵之法」,在於人類和平共存,「詭道」正在於此。

〈孫子兵法‧九地〉說「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吳越之爭,由來已久。孫子先提出「常山之蛇」的防禦能力之快如閃電,在於首尾相應。再用「常山之蛇」這首尾共存關係來比喻吳越,吳越理應同舟共濟如左右手一樣,以此來平息吳越之爭。這便是《孫子兵法》非戰思想的「陰陽」運用,都是內有乾坤。而中國古代這「陰陽調和」理論,非常古老。

歷史悠久的「陰陽調和」理論

上古之時,古人看見大自然,有日月、有晝夜、有男女、有雌雄、有盛衰、有增減、有強弱,幾乎大部分事情事物,都有這種二分現象。其實時至現在,都一樣看見。但同時古人亦觀察到大自然中,萬物是共存的,萬物之中,不會出現某事某物過強,不會因而導致其他事物滅絕,從天氣觀察所得,到了某一臨界點,過強的情況便會扭轉。這便《道德經》40章所說「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此句中的「弱」字是動詞,減弱的意思。

由此而總結出一個「一」的共存和諧觀念,正如《道德經》39章說「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古人再觀察到日夜周而復始循環不息,進而得出萬物共存可以使萬物世代相傳的永恆觀「常」。這便是《道德經》16章所說「復命曰常」。古人得出這些觀念,說什麼都是假,主要是在於人類的自我生存着想,而人類生存一切由人類自己負責,所以《道德經》52章便說「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而人類的自我生存,一切由人類自己負責,而生存不只是個人生存,是整體的,這才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哲學思想。《道德經》55章說「知和曰常」,整體生存必須社會和諧,社會和諧又必須保障每一個人都能夠生存,就將大自然的「陰陽調和」,用於社會上,這便帶出一個很微妙的領袖與群組的關係,出現政權觀念,以保障每一個人都能夠生存作為己任,這便是「道德」的原意。

〈管子‧乘馬〉說「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陰陽之化也。然則陰陽正矣,雖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天地莫之能損益也。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

說明了大自然的一切「陰陽」變化,到底與人類何干呢?本來天地的損益是自然及自然調節的,與人類無關,問題是人類要倚賴天地謀生而生存,而且要整體生存來保障長存,不過人類每人個人能力有差異,這能力差異與整體生存的矛盾,只能夠由人類來自我調解,這便出現了「正」的觀念。而這「正」觀念就是將大自然的「陰陽調和」原理運用在社會上,所以說「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

而保障每一個人生存,在於保障每一個人的謀生權,即每一個人都能保障他的生產權,這便是土地利用的意義,生產觀念在於謀生,與現代西方經濟觀的生產意義在於牟利不同。所以說「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也」。亦由此而形成「以人為本」原則的政治經濟觀。而中國古代所謂政治,權力只運用在調解民生上,並沒有王帝的特權,政權的位置,只有如土地運用的代理人差不多。由權力來維持社會公正,便就是〈管子‧法法〉所說「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的政治觀念,這種古代政治觀念,是有「以人為本」原則的。

「德」觀念逐漸變質

〈管子‧樞言〉說「天以時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獸以力使。所謂德者,先之之謂也,故德莫如先,應適莫如後」。中國古代這個所謂「德」,原是政權的領導才能,運用智慧,掌握天時地利,帶領人民生產和謀生,只是這個意思而已。〈管子‧五行〉亦說「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之於民。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離」。此所以〈管子‧侈靡〉說「聖人者,陰陽理」。陰陽五行在春秋時代,根本是一個生產和行政觀念,完全不是迷信。〔請參閱本網站內拙文:〈中國古代的創新思維「聖」〉〕

出現帝制以後,這個政權與人民的關係逐漸轉變,形成階級制度,而「德」觀念逐漸變質,變成純粹的權力意思。「德」變成品行意思,已是宋朝以後的事了。及至周朝行封建,諸侯相爭,貪婪成性,民不聊生,多是諸侯不善政所造成。

到春秋末,情況惡化,更為嚴重。《道德經》75章便說「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老子重新主張「以人為本」,不過改說「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反映階級分化十分嚴重,並希望檢討社會制度。《道德經》77章說「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希望還原一個比較公平的社會制度。《道德經》12章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當時的諸侯已看不見民間疾苦,社會制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老子看見的世界,亦是孫子所看見的世界。

要了解中國古代文化,必須返回人本位,用理性。到底何謂「陰陽」?沒錯,「陰陽」是從大自然觀察所得,表面是物性之別、是類形之別等,上一層便是性質之別、是現象之別、是顯與隱之別、是處理手法之別、是可掌握與不可掌握之別等,又上一層是一種形與勢之別,再上一層是力量之別,更上一層是原則之別。不過,分清楚層次才容易明白「陰陽」之理。「陰陽」與「一」是一個整體,「陰陽調和」便是「歸一」,是一種化解極化的機制。這便是〈管子‧勢〉所說「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嬴嬴縮縮,因而為當」。

所以《道德經》42章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萬物都喜歡擁抱「陽」,像在太陽底下喜歡盡量吸收能量,是一種自私的表現,去到極端便會影響整體的平衡,所以「沖氣以為和」,大自然會有一種自然機制出現來把極端表現減弱,返回和諧。最重要的是,調和機制在於另創生機,使整體共存,而不是滅絕。而在人類社會,這調節機制就要由人類自己負責了,調解機制的另創生機,便就是橫向思維的「德」了。

武漢市長春觀太清殿的老子《道徳經》(Wikipedia Commons)
武漢市長春觀太清殿的老子《道徳經》(Wikipedia Commons)

「陰陽」之中 還需要「法」

「陰陽」之中,最重要就是原則,即是「法」,原則不同,「陰陽」的意義及運用便完全不同。人類社會發展,自帝制開始後,便出現「以人為本」及「以君為本」兩種原則。古文之令人混淆,就是同一套文字,在這兩種不同原則下,解釋會截然不同。舉例說,「以人為本」之「德」屬「陰」性,利益大眾,以大眾生存為要,是一種「權力社會責任」。而「以君為本」之「德」屬「陽」性,較為自私,只以政權生存為要,只講絕對權力。

明乎此,認識到《孫子兵法》的「以人為本」原則,便容易理解,容易了解《孫子兵法》的「以正治國,以奇用兵」的內容了。

〈孫子兵法‧軍形〉說「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民也,若決積水于千仞之谿,形也」。

「修道而保法」中所修的「道」,便是政權照顧人民的「道德」,履行「權力社會責任」,而所保之「法」,就是「以人為本」原則,以這態度及這原則施政,便可以定勝敗,這便是「善用兵」的真正意思。跟着所講的《兵法》,談到的「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就是出自〈管子‧兵法〉篇,除此之外,孫子便再沒其他解釋。

〈管子‧兵法〉說「大度之書曰:「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為此四者若何?」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其民,則號制有發也,教器備利,則有制也。法度審,則有守也。計數得,則有明也。治眾有數,勝敵有理。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明理而勝敵」。

「以人為本」的施政原則

清楚說明了一切施政的尺度、施政的量算、施政的籌劃,原則都是「以人為本」。而「法度審」便可以「戰而必勝」,亦一再說明這種「以正治國」的奇兵,就是孫子所講的「不戰而屈人之兵」。明白計算這一條數,便知「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不戰而勝,有若用一毛錢賺取100元,出兵戰罷,有若花100元得回一毛錢,出兵無論如何計算都是敗仗。

〈管子‧樞言〉再說「量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短長,不審此三者,不可舉大事。能戒乎?能敕乎?能隱而伏乎?能而稷乎?能而麥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眾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

若治理國家這一條數計算不清楚,人民生計不足,根本不能起兵。「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若然諸侯不能「以正治國」,人民沒有生計,就會離棄,出現民怨。反過來說,若然諸侯「以正治國」,人民「衣食足,知榮辱」,諸侯亦富有,又無須出兵,這便是非戰的「詭道」。實際上要計這條數,並非多少錢的問題,而是是否人人都可以生活。所以說這「以人為本」非戰思想,管仲、老子與孫子是一脈相承的。

這「以人為本」非戰思想,指出人民是戰爭最大的持份者,人民應該有戰爭的決定權。實際上,這「以人為本」理念就是一個人權觀念,在於社會,除生存權之外,還有選擇權。基本上,〈管子‧霸形〉所說「民歸之如流水」,雖是指齊桓公有德,實際上是意識到人民的選擇是一股力量,而這股力量是負面時,就會成為民怨。老子也意識到這股力量,《道德經》2章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及「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指出在探討新社會制度時,當普天之下的人一齊地分辨出制度的好壞時,這股人民力量,便可以發揮作用。〈孫子兵法‧軍形〉說「勝者之戰,民也,若決積水于千仞之谿,形也」,更明確指出這股人民力量,有如「決積水于千仞之谿」之巨大。這人權訴求所形成的力量,其實就是民權。這民權是看不見的,沒有人可以掌握得到,是隱性的,屬「陰」,而憑「陰陽」理論才發現它的存在。

《道德經》28章說「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老子所期望的制度轉變,由於時代局限,所謂「守其雌」,只在於追求政權性質全面地由「陽」轉「陰」,全面履行「權力社會責任」,照顧社會。《道德經》28章最後說「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期望社會建立一個沒有階級分化的制度,此所謂「大制不割」,就是這個意思。只可惜「以君為本」思想的出現,改變了中國歷史進程。

「以人為本」非戰思想,管仲、老子與孫子是一脈相承的。(Wikipedia Commons)
「以人為本」非戰思想,管仲、老子與孫子是一脈相承的。(Wikipedia Commons)

西方政治制度  欠缺「以人為本」理念

西方結束「以君為本」政治制度,建立民主制度,實際上是以制度的「陰」性來反制政權的「陽」性,可惜制度上欠缺「以人為本」理念,沒有「權力社會責任」保障全民皆有所養思維,使「以君為本」的私人企業在市場上坐大,形成一股「陽」性的財權力量,無法調解,貧富懸殊情況亦因此不斷變差,嚴重損害人權,卻人人束手無策。〔請參閱本網站內拙文:〈厚德載物的權力社會責任〉〕

「陰」性的人權訴求正在不斷催促新制度的出現,橫向思維才會帶來革新性的轉變。市場上開始出現「陰」性的社會企業,畢竟反制力量不足,因為社會企業仍然要在「陽」性的市場上競爭,形「陰」實「陽」。

研究古代社會,並非食古不化,也不是止於文字功夫,而是從中找尋失落的瑰寶,重新發揮作用。找回「陰陽調和」理念,才能夠用「陰陽」來分析現代世情。找回「以人為本」理念,才能夠真正認識人權,這「以人為本」的人權訴求,所發揮出來的民權力量會更大。找回「德」的「權力社會責任」理念,使人再重新認識權力的責任。找回「一」的和諧社會觀念,可以啟發出走向世界和平的新方向。

這個「一」的「陰陽調和」理念,實際上是一個權力平衡觀念,化解社會上所出現的任何極權。西方民主制度,以這「一」理念來填補漏洞,可以發揮真正的制度「陰」性。

而在「陰」性的人權訴求不斷催促下,結合「以人為本」及「權力社會責任」理念,「陰」性的「基建社會企業」亦應運而生,在「陽」性的市場以外,另闢一活口,調解市場的「陽」性,保障人權,保障所有人都有機會謀生。這時便會出現「陰陽調和」的真正權力平衡,達至社會和諧。這就是「上兵伐謀」。

曹鴻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