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起
讀古蒼梧的作品，始於中學時代，正式認識他，是在七十年代末，那時候，《八方》剛創刊。
最近一次見到他，是在去年12月11日，在香港灣仔藝術中心地庫，那個晚上，一群朋友，坐在agnès b.電影院內，觀看羅卡監製、陳榮照導演的紀錄片《四人行》。放映完畢後，除了石琪，四位作家中的三位──小思、陸離和古蒼梧，還走到台前，跟我們作演後座談，延續了影片中展開的討論。
打開鐵門，把我們迎進屋內的古先生，就像一位熟悉的老朋友。書架上的藏書，大部份是有關戲曲的，其中崑曲尤多。
清晨在竹林中練嗓子……在家中教學生習曲……燒菜給學生吃……《四人行》的片段，在腦海中閃現。
我們坐下來，他泡茶，單欉的香氣在氤氳着。
話匣子打開，談的不是「崑曲」，却是他近年的寫作。
他近年關注的，是有關國際金融海嘯的問題，還有，資本主義經濟與民主政治的關係等議題。他寫了一系列文章，本來只在朋友間流傳，但最近却在電子周報──「灼見名家」上公開發表。
創作──回首說從前
《詩選》與創作
談到創作，當然離不開新詩。古蒼梧在中學時代，已開始創作新詩，第一首詩就發表在《中國學生周報》。
1967年夏天，他與港大、中大的一班朋友，有感於當時新文學的作品散佚零亂，缺乏資料，想在香港這中間地帶，及時做些文献整理的工作，由於大家都喜歡新詩，便從新詩部分着手。當時，文世昌是發起人，加上張曼儀、黃繼持、黃俊東、余丹、李浩昌及吳振明，合作整理1917-1949年的新詩作品，編了兩年，初稿編定後，因港大出版社人事的變動，出版擱置了，最後，由港大、中大兩家出版社合作出版，《現代中國詩選：一九一七──一九四九》正式出版的年份已是1974年，因成本關係，售價比較貴。
後來，他們找到更多的資料，於是再編一本《中國新詩選》，是以青年學生為對象的普及本。當年，余光中在中大教新詩，就用這本詩選作課本。《中國新詩選》的編者為尹肇池，其實就是溫健騮、古兆申（即古蒼梧先生）、黃繼持的諧音合名。
戴天在創建書院辦「詩作坊」，邀請古蒼梧去介紹五四以來中國新詩的發展情況。「詩作坊」的概念，來自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形式亦類似，由學員創作，拿出來朗誦，由導師及其他學員批評。「詩作坊」辦得多姿多釆，很多學員後來都成了知名作家。那時候，他也寫一兩首湊熱鬧，但寫得不多。
古蒼梧既有學院訓練，却具備傳統中國文人的性格，嚮往自由，不受束縛，而且包容性強，有個人的見解，但也不排斥其他人的看法。他認為很多所謂現代派的作品，依據現代主義某些抽象理念仿作，因而淪於虛假。
創作，或載道、或言志，都要有真情實意，並以準確而有創造性的語言表達出來。他一再強調，創作應該是作家對生命的體驗，對人類要有所關注，否則難以動人。
「我寫詩不多！」他說。創作，不能勉強，尤其是新詩。
除了新詩，他寫的更多是散文，還有小說、劇本、崑曲劇本，以及評論。此外，他也翻譯了不少文學作品，例如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片段、杜哈絲《中國北方來的情人》、《大西洋人》，保羅‧安格爾的《美國孩子》、《舞的意象》等等。
《舊箋》與回響
聊到近年的創作，他拈出了《舊箋》。2012年出版的這部小說，引起了不少回響。故事發生在1967年「五月風暴」期間，書中的敍述者分別以序文、書信、注釋等方式講述故事，為讀者提供了三種不同風格文本的閱讀。
「寫這部小說，是為了保存自己及同代人這段火熱的青春記憶，但更強烈的願望，是和年輕的一輩，分享自己在香港這個重要歷史階段的感受。」──小說以半史實半虛構的形式，是為了更自由地談今論昔，方便兩代人的交流。
古蒼梧不諱言，他更關切的，是年輕讀者──特別是80後、90後對《舊箋》的感受。至今，他還不時上網瀏覽，國內的「豆瓣讀書網」，來自全國各地的讀者留言，己有七十多人。
看，讀者的回應多有趣──
「那些無疾而終、未曾發生的戀情，隨著當事人的消逝，憑着十五封舊箋，之於年青的讀者而言，是一段值得揣度的空間。」
「居然是本舊式香港文青版的《祖與占》。」
「古老師當不起這書的作者啊，出版者而已。林海媞才是。她寫進了我的心裡，我永遠記住她在1967年的夏天，說出我這個二十一世紀青年的心聲。」
怪不得「古老師」念念不忘！
編輯──與文字結緣
古蒼梧早年曾與朋友創辦《盤古》、《文學與美術》、《文美》以及《八方》等刊物，亦擔任過《文化焦點》、《明報月刊》及台灣《漢聲雜誌》的主編。他強調自己一真都喜歡「文字工作」，因為語言文字與生命有密切的血緣關係。
從業餘走向專業，他曾擔任不同刊物的編輯，探訪那天，談得較多的是《文化焦點》和《漢聲雜誌》。
《文化焦點》
《文化焦點》的內容，主要介紹本地的文化活動，也有一些內容，是針對整個中國文化，而刊物的整體風格傾向思考性。在1989年一月出版試刊號，免費派發，反應非常好。二月中正式創刊後，定價十元，在當時來說，可能較為昂貴，因而影響了銷路，結果只辦了五期便停刊了。
這份刊物，是邵善波出資創辦的，他比較關注政治問題，所以刊物也加入了這方面的內容。刊物的資訊很豐富，在國際版上轉載大陸的《參考消息》，報導有關第三世界、歐洲的消息，當時發表了王若水一篇重要文章，是關於鳴放運動前夕，毛澤東召見他，討論知識分子問題。他亦約了戴晴寫《武訓傳》的導演孫瑜受到批判的前因後果，可惜文章未及發表，刊物便停辦了。
當時文化界相當關注這份刊物，希望它成功。可惜，當時投資人的經濟策略未能配合，結果失敗告終。古蒼梧亦感到很惋惜，他認為這份刊物若免費派發，可以有存活空間，但需要具備三個條件：其一，要有強勢的廣告業務班底；其二，前期需一定的投資，印刷必須精美；其三，內容避免太有爭議性的政治議題。1989年那段時間，參與文化活動的多屬中上層社會的人，一些高檔產品，如汽車、名牌時裝、首飾、化妝品，表演藝術演出的宣傳和相關產品CD、DVD、樂器、書籍等等，可在刊物賣廣告，靠廣告的收入，就可以養活刊物。
《漢聲雜誌》
加入《漢聲雜誌》之前，古蒼梧在“Time Life”中文部做了大半年，但因工作比較機械，只有出版社的性格，而無編者的創意，所以他便離開了。
“Time Life”有一本編輯手冊，編輯按本子辦事即可，每本書都一樣，毫無個性可言。《漢聲雜誌》却完全不同，每一本書都可以有不同的處理方式，對他來說較有挑戰性，而且《漢聲雜誌》的負責人很尊重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在中國傳統民間文化方面，讓他大開眼界。
古蒼梧在《漢聲雜誌》編了四套書，通過採訪和編輯，認識到中國民間藝術的博大、精彩、深厚。「這是最大的收穫」──因為他以往接觸的，全屬上層社會的文化。接近兩年的工作經驗，在採訪編輯的過程中，他學習了更多東西，令他對中國文化有一種新的視野、新的看法，整個人對文化的認識都擴闊了。例如訪問台灣的原住民村落，觀看他們的「播種祭」，便很有感受，那是一種生命與生命的交流，影響了他對世界的看法，以至做人的態度和方向。
文章原刊於2015年9月《大頭菜文藝月刊》第1期，本社獲作者授權，分兩期轉載全文。
本系列文章：
詩文腳印深淺路 回首從前說《舊箋》——專訪古蒼梧（二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