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The Silver Way: China, Spanish America and the Birth of Globalisation, 1565-1815作者Peter Gordon和Juan José Morales到港向觀眾講述16至19世紀的跨太平洋歷史。本社記者到場整理節錄，本文為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兩位作者交代了白銀之路的歷史背景，講述了德萊加斯皮和德烏達內塔等偉大航海家的事蹟；第二部分則圍繞在白銀之路的各國商業活動。
熱衷於追逐利益的中國商人
Juan José Morales：有個故事是有關中國人的。當西班牙人到達菲律賓，特別是馬尼拉時，他們征服了馬尼拉並於1571年安頓於當地。在西班牙人安頓下來時，中國人已經到當地貿易。數千名中國人湧入，在馬尼拉定居，數量十分多，時至今日也許仍是如此。現在南中國福建省的方言仍然廣泛使用，一代一代傳承下去。當然，他們也不能很好地和當地居民相處。他們經常會從福建省的港口前往馬尼拉。因為葡萄牙人的敵意，西班牙人最終離開了中國，沒有安頓下來。
對於西班牙人來說，馬尼拉作為貿易中心非常方便。以往數個世紀，馬尼拉一直是貿易中心，菲律賓人和中國人是主要的擁護者。Parian解作市場，那是中國人安頓下來的和居住的地方，所以又叫中國市場。中國人入口中國貨品，主要是絲綢、瓷器、傢俱、象牙和扇子，那些看起來相當好的東西。我們現在說的是奢侈品的交易，主要的目標買家是西班牙、美洲的富裕社會。
Peter Gordon：菲律賓主教Domingo Salazar於1590年寫信到西班牙時這樣說：「我們都因為墨西哥籍的裝訂商人到來而感到高興，他帶著書本一起來，成立了裝訂書店。他僱用了一名中國人為他服務。那名中國人偷偷地趁他的主人沒有留意時，看看如何裝訂書本。瞧！中國人很快便離開了房子，說不想再為他服務，要自立門戶。我能向殿下保證，那名中國人成為了非常出色的工人，出色到他的主人都要放棄生意，因為他搶走了所有生意。他做得實在是太好了，讓西班牙商人毫無用武之地。在我寫這封信的時候，手上有本拉丁書。那本書就是由他裝訂的，而我認為，即使這本書在西維爾裝訂也不能更好了。」
即使是在1590年，中國移民已經對本地勞工市場造成干擾。另一篇故事也是菲律賓人寫的，他的名字是Diego de Bobdilla。這篇故事寫於1640年，有關中國商人的商業才能。這也是一封信，但這次是由馬尼拉寫到西班牙的：「那些中國商人對於追逐利益很是熱衷，例如某種貨品今年大賣，那些中國商人便會在第二年大量入口那種貨品。有個西班牙人因某種疾病而失去了鼻子，因此他讓一個中國人去弄一個木鼻子，以掩蓋他的不正常。那工人製造的木鼻子十分出色，西班牙人非常高興，慷慨地付了他20個埃斯庫多。那中國人覺得這樣獲利實在太容易了，於是在第二年他載了一小船的木鼻子到馬尼拉。但並沒有像預期中賺到很多錢，而是被人置諸不理。因為如果他想要出售那些木鼻子，他就需要把這國家所有西班牙人的鼻子通通割掉。」
貿易路線的市場小鎮──阿卡普爾科
Juan José Morales：貿易路線的另一端，即是阿卡普爾科和三藩市。它們都是所有美洲西岸的自然港口，但阿卡普爾科並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座市場小鎮。只有當大帆船將阿卡普爾科的貨物送到墨西哥或韋拉克魯斯時，它才會被喚作市場小鎮。我們有一個關於阿卡普爾科的故事。
Peter Gordon：Alexander von Humboldt是德裔自然主義者，他在拉丁美洲海岸四處航行。這是他在1814年寫下的：「阿卡普爾科最古老和最重要的商業分支，是以中國和東印度的貨品換取墨西哥的珍貴金屬。這商業分支只需一隻帆船，非常簡單。大帆船通常由一名皇家海軍官員指揮，在7月或8月頭從馬尼拉起航。在那些月份航海的話，就能乘着西南季候風航海。貨物包括有平紋細布、印花布、粗製棉質襯衫、未加工絲綢、中國絲綢長襪、由中國藝術家設計的廣東及馬尼拉珠寶、香料和芳香劑，通常從巴達霍斯出發。」
「巴達霍斯位於布拉諾島的最南面。航行通常持續5至6個月，但因為航海技術有很大的改善，從馬尼拉到阿卡普爾科只需要3至4個月。大海上的通常是西北風和西南風，強度超越航海所需要的自然風。過去20年，大帆船會向南部航行。如果他們進入了瓜德羅普群島，船長就需要駛向東南方，避開名為Abreojos的淺灘，那地方潛藏危險。當大帆船到達海岸的消息傳到墨西哥時，奇爾潘辛戈和阿卡普爾科的道路上就會布滿旅客。每個商人都會急著款待由馬尼拉到來的商船押貨員。普遍來說，墨西哥較有勢力的家族會聚集一起購買貨品。有時候，大帆船抵達的消息還沒有傳到韋拉克魯斯時，貨品已經售罄了。很多時候，貨品還沒有拆開包裝時，交易早已完成。」
Juan José Morales：這些交易使得中國在亞洲看起來非常好，東南亞的船隻到達馬尼拉，再由馬尼拉到美洲。他們會前往所有首都、重要的城鎮和美洲的村莊，如哥倫比亞、秘魯、智利及所有美洲中部國家。有一座城市──墨西哥城，我們一定要單獨說一說的，它實在十分重要。
那是世界上其中一座最大的城市，它非常精緻、極具世界性、多元化，亦是多種族的城市。他們於1530年就有大學、出版社，也有作家、哲學家和中國市場，那是一個正方形的地方。如果你有去過墨西哥城，你可能看過這個美麗的非常大的正方形地域。在這個正正方方的地方裏有一些紅色的瓦片，那就是中國市場了。我們也有源自墨西哥故事，Peter，是不是？
愛爾蘭牧師的墨西哥觀察
Peter Gordon：這是由Thomas Gage先生寫下的，我相信他是位愛爾蘭牧師。他說那時正在西印度旅遊，然後於1640年到達墨西哥，並寫下了那段他不太滿意的經歷：「這裏只有四樣東西是美好的，那就是女人、衣服、馬和街道。也許我還要算上紳士們的四輪大馬車，它們的價值比馬德里宮殿或那些沒有用到銀、金、珍貴的寶石、金箔和來自中國的絲綢裝飾的基督教國家還要高。他們的馬看起來也非常體面。因為主人的傲氣，馬匹的價值亦因銀製馬蹄變得昂貴。街道非常寬闊，即使是最窄的一條街道，3輛四輪大馬車也可以走過；最闊的街道足可讓6輛四輪大馬車走過，使得城市看起來比它實際還要更大。我想在我的年代，那兒居住的西班牙人大概有30至40萬，他們既驕傲又富有，半個城市的人都有四輪大馬車。據可靠報告，墨西哥有多過15萬輛四輪大馬車。基督教國家的街道清潔和闊度也不能和他們比較。」
「比起其他各樣，金匠商店和工人是值得敬佩的一群。印度人和中國人都成為了基督徒，每一年都會到達這裏，致使西班牙的交易更趨完美。總督於1625年到達，西班牙金匠用金、銀和珍貴寶石精細地裝飾和修飾一隻鳥兒，用的色調是一隻比山雞大的鳥兒羽毛顏色。而後鳥兒會獻予西班牙國王，他們得到的獎賞可達50萬達克特。在多明尼加人教堂的迴廊裏掛著一盞燈，那盞燈有300支由銀精煉而成的分支，上面掛著許多蠟燭。那裏還有100多盞小燈，每一盞燈都由數名工匠精細打造，每支價值400萬達克特。因為金匠店的細緻做工，很多街道顯得更富麗堂皇。男人和女人都過多地裝飾他們的衣服，他們更願用絲綢而非普通布料，並以珍貴的寶石和珍珠點綴他們，真是庸俗的顯擺。」
我說過的，他是位牧師，不太滿意他們的做法。紳士的帽上有鑲鑽石的帽帶和以鑽石造成玫瑰，那是非常常見的。商人的帽帶上鑲珍珠也並不少見。一些年輕的女士則會帶着以珍珠點綴的項鍊或手鍊，耳珠上也會掛著很多的珠寶。
歐洲人了解中國的第一手資料
Juan José Morales：順帶一提，白銀之路這個名字是完全創新的，因為它是第一次用於書中形容貿易路線。那貿易路線是經濟和文化交換的催化劑。它不是絲綢之路，它是白銀之路。因為銀是最重要的日常用品，也是貨幣的一種。現在我們要說的是文化交換這主題。由居住於墨西哥的托缽會修士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寫下的書，是最重要的一本，因為它是第一本有關中國的暢銷書——《中華大帝國史》（Historia de las cosas má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and Mighty Kingdom of China and the Situation Thereof）。
Mendoza最後在哥倫比亞作為一位主教死去。這本書成為了歐洲的暢銷書，30多年間都是有教養的歐洲人用來了解中國的第一手資料。這本書首先是在1585年以羅馬文、拉丁文出版的。30至40年之間，這本書成為了唯一有關中國的資訊來源。後來它被翻譯成多種歐洲語言，亦在100年間不斷再版。令人驚嘆的是，為什麼它會完全被遺忘呢？這本書對於中國的看法相當正面，後面我們將會說到。
這本書是基於人們的描述寫成的，因為西班牙當局不允許Mendoza前往中國，故他本人並沒有到過中國。他是在墨西哥寫這本書的，書中的內容基於早期一些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陳述。葡萄牙人是當時第一批前往中國的西方人，但他們的知識和資訊都沒有被翻譯成其他語言，他們的資料出版得非常少，也從來沒有被翻譯過。1575年，第一個抵達中國的西班牙大使是在一名退役西班牙士兵Miguel和托缽會修士Martine的帶領下抵達福建省。我希望你們注意這些人物，因為他們催化了中國和西方的接觸。
但不幸的是，他們都被世人遺忘。他們是交流的中堅，他們非常和平且具建設性，亦非常願意從對方身上學習。Martine在巴黎大學學習過，那是一所非常重要的歐洲大學。他那時也有上薩拉曼卡大學，那是最重要的西班牙大學，名聲非常好。他是一位天文學家和數學家。
Peter Gordon：這是寫於1570年的。他命名了很多中國城市和中國人的名字，但我不知道他指的是哪些地方和哪些人，所以你可以自己揣測一下。好吧，我們通常喚作中國的那個國家被馬可孛羅(Marco Polo)叫做The Kingdom of Cathay，這可能是因為那個地方當時是被這樣叫的。他抵達時大概是1312年，當時中國由韃靼人統治。島上的原住民把中國叫成一個名字，中國商人又用另一種名字稱呼中國。但中國現在的正式名字與驅逐韃靼人的皇上緊密聯繫。中國在其他年代中也有著其他名字。
Juan José Morales：你可能也不會驚訝於名字的重要性，因為這是我們第一次能夠理解馬可孛羅指的Cathay和中國是同一個地方，這解決了一個長久流存的謎語。他的書對於歐洲人是數個世紀間唯一能了解中國的資料。但要我們理解這本書其實很難，而且我們還要把事實和想像分清。
第一次能夠接觸到有關中國的可信和實際的知識是從西班牙人的記載中得悉的。那些資料由西班牙語言記錄，並被翻譯成其他語言。順帶一提，那時候並沒有耶穌會會士，數年後也沒有一個叫Matteo Ricci(利瑪竇)的人出現或發現些什麼。有所發現的人是Martine，他寫下了某人的陳述。你可能難以理解他們的名字，因為他們的名字以方言記下，那方言既不是廣東話也不是官話，而是本土的方言。會用這種方言記錄是因為他們第一次在福建省遇到的就是說這種方言的人。自此他們的廣東話、官話或該方言名字就在陳述中記錄下來，並透過西班牙資訊，記錄在西方的地圖上。我希望Peter來閱讀Mendoza寫下的一些內容，因為如我說過的一樣，16至17世紀最重要的世界權力──西方權力在這個時刻與中國人的會面，致使雙方關係變得平等。Mendoza的陳述被認為是記錄了中國文明、它令人注目的成就及其高教育程度，所以那是一個非常正面和具建設性的看法，如同接下來的朗讀將告訴你的那樣。
歐洲人眼中的中國人
Peter Gordon：這是非常舊的翻譯，那些英文有些奇怪。這篇文章的標題是〈中國的印書技術在歷史和方法上均比歐洲領先〉。
「有一些毫無理據支撐的庸俗意見指，印刷術早於1458年出現於歐洲，發明家是一名叫古騰堡(John Cutembergo)的德國人。但中國人堅稱印刷術源自於他們的國家。有證據顯示在許多年後，他們的印刷術，經俄羅斯的莫斯科，以跨越大陸的形式被帶到德國。那時候，有一些商人攜同書本從紅海和褔地阿拉伯到達這個國家。古騰堡因歷史書上稱為印刷術的發明者而建立了他聲譽。事實上，他們的貢獻都是相等的。」
「但看起來，這樣發明是由他們帶到我們這裏的。有人在德國發現很多先於德國印刷術出現500年前已經印好的書，使得事情更有說服力。當托缽會修士Herrada和他的同伴由中國到達菲律賓時，也帶了很多不同類型的印刷書。他們說如果總督(縣令？)沒有干擾他們的話，會買更多的書，因為那裏有很多非常便宜的藏書。總督懷疑這些陌生人想透過看書了解他們國家的秘密，因此他致力將書遠離陌生人。總督叫來一個警察（衙差？）來傳達他的說話，告訴這些陌生人，他不允許他們有這麼多書。後來那總督沒有履行警告，他很可能以為警告過就可以了，又或者他完全忘記了。在指令下達之際，Herrada和他的同伴已經買了許多書，對構建我們有限的歷史而言十分重要。」
舉個例子，他寫下了從一本書看到的資料；「中國的發展程度超越了世界上的所有國家，這個說法說服了我。他們有許多的儀式、禮節和寒暄，他們有書本去教導他們如何表現，表現得不同他人。如果他們遇到或看到別人時，即使雙方沒有太多交情，沒有問候對方就會被認為是相當不得體的行為。普通人之間的問候禮儀是；當他們遇到對方時，須合起左手，然後用右手覆蓋左手，並把手維持到胸部之間的位置，大幅度地低頭，以代表雙方對彼此的敬愛和睦。而這也表示了他們的友誼並不只是儀式要求，而是在彼此的心目中有相當的地位。在士大夫之間，他們用的是另一套禮儀，那看來就更為稀奇了。當他們遇到對方的時候，會稍作停留，伸出手臂，緊扣彼此的手指，在一定的範圍內多次自謙，並與對方爭持誰能夠在分別後先行離去。他們的地位愈高，爭持也更為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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