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談到初心，這裏談一談我在古先生身上感受到的「無我」，以及從「無我」而呈現的「有我」。
「我」是個大題目。對於回盪於理想和現實之間的知識分子來説，這問題尤其複雜。
北大的李零教授在知識圈裏闖盪了一輩子，火眼金睛，他說：「知識份子比誰都追求自由，但也比誰都專制」，「骨子裏非常排他」，從「『鐵肩擔道義』到『脫骨扒雞』，也許只是一步之遙」。
他的總結是：「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
這些現象之根源，還是源自把「我」放得太大，將自己看得太重要，總是汲汲於腳底下的一畝三分地，既忘記本分，也忽略了文化工作之特殊性，更丟失了本該具備的終極關懷。其結果，就是跟常人一般，隨着境遇和位置的改變而不斷自我調整，「因物而喜，因己而悲」，面目也不斷更改，猶如知識界的川劇變臉。
這是我們所熟悉的常態。
回看古先生
古先生的歷程卻很不一樣。他的身上體現出一種「無我」中的「有我」，猶如一首恬淡卻壯闊的生命樂章。這裏有先天稟賦，更有後天修養，他很早就把「我」置身於文化及知識的宏大世界，立志於中華文化的重建，窮其一生，為之付出和追尋。
這種終極關懷，一直貫徹，從愛荷華作家工作坊到保釣運動、從《中國學生周報》到《盤古》、從《文化焦點》到《漢聲》，然後再到《明報月刊》，最後驀然回首，回歸到傳統的崑曲世界。
在此漫長的雙程路上，古先生不懈的尋路、反思和自我調整，「思路曲折多變卻又從一而終」（黃維波語），始終將人類命運和文化傳承作爲終極關懷，將之放在自我之前；他的眼光，總是關注遠大的問題，對自己腳底下的那片小地盤，他既不留意，也不介懷，更勿論汲汲經營。
他的「自我」，永遠都處於「大我」之下。
朱光潛在〈詩論·陶淵明〉一文中，引用了法國作家福樓拜的一句名言──「理想的人生，是像半神人一樣思考，像平常人一樣生活」，將之用於古先生，也相當契合。
他的身上，蘊含着儒家思想中的憂患精神和道家哲學中的怡樂情趣，兩相結合，構成了自己的任真。更為難得的是，他從不崖岸自高、孤芳自賞，而是待人以誠，包容並蓄，且熱愛生活，並沒有脫離現實人生。
我和古先生相處這些年，極少看到他埋怨，對人對事也不輕易否定，更不尖酸刻薄，總是從善意出發，着眼於別人的好。即使有所不滿，都是放眼於大方向，考慮全局。對於自己，則有清晰的反省和改良意識，致力實踐，從不滿足現狀，高估自己。
對於個人生活和榮辱得失，他看得簡單恬淡，隨遇而安，真正做到了「竹杖芒鞋輕勝馬，一蓑煙雨任平生」的逍遙境界。
能夠達到如斯層次，除了個人稟賦和性情，也因爲在學問上，他找到了心靈歸宿和精神寄托，有堅實的立足點和自信。在這方面，朱光潛先生的話很可以供參考：
「一個人在學問上如果有濃厚的興趣，精深的造詣，他會發現萬事萬物各有一個妙理在內，他會發現自己的心涵蘊萬象，澄明通達，時時有寄託，時時在生展，這種人的生活決不會乾枯，他也決不會做出卑污下賤的事。」
古先生的生命，就是「涵蘊萬象，澄明通達，時時有寄託，時時在生展」，猶如永不凋謝的銅蓮，遺世而獨立，默默地綻放。
〈文化回歸的理念和實踐〉
我由此而聯想起一件往事。
97回歸前，他和文樓先生及梁秉中教授，共同撰寫了一份文化建議書──〈文化回歸的理念和實踐〉，可惜，此建議書並未引起重視。至於回歸後忽視文化建設的後果和代價，每一位香港人現在都是有目共睹，無需贅言。
2021年社會運動快將結束，局勢開始穩定之際，我跟古先生談起本地文化水平的問題，他也提起這份建議書，寥寥數語，輕描淡寫，語氣一如既往的溫和。
追思會結束後的晚上，我再次細讀這篇收納於《雙程路》的文化建議書，其中的諍言灼見，令人敬佩嘆服，也爲之扼腕嘆息：
「香港回歸中國，如果純是主權的回歸，問題並不複雜。今天關於一國兩制的種種疑惑及論爭，與文化背景的心理衝突密切相關。這種衝突肯定會延伸到97之後，影響到過度的平穩。」
「文化價值觀的失落，意味著社會凝聚力的瓦解，社會成員的離心與漂浮由此產生。……這就是『原子化』現象。」
「中國從英國殖民地政府手裏接過這樣一個浮城，這樣一個原子化的社會，數百萬原子化的居民，又如何使之落地生根，和祖國的母體復合，趨於安穩呢？」
「我們認為，如果沒有文化的回歸，主權的回歸雖然可以過度，但不能平穩。而這種表面的回歸終究不是香港之福、中國之福。一國兩制，畢竟是『一國』先行，這『兩制』社會必須有一内在聯繫才能統率於一國之下。此一内在聯繫，我們認為就是對民族文化共同的價值觀。」
「我們關切的，是在長期的殖民文化政策下，民族文化價值觀的失落。……沒有民族文化價值觀的依歸，香港人對文化的選擇、吸收或再創造便無所憑藉，不辨主次。」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文化資訊雖然極爲豐富，但面對眼花繚亂的文化式樣，本港市民並沒有從所謂的『多元文化』獲得太多好處。他們所得的，其實是以模擬、附和或盲目崇拜，隨波逐流為特色的『雜取文化』，看似多姿多彩，實質缺乏原創意念。」
「殖民地政府要塑造的，正是這樣一種文化型態，對生命沒有遠大追求，對社會沒有人文歸屬的浮游份子。」
「近代教育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三方面：即德育、智育、美育，以此培養一個人格完整的現代人。從港英政府所推行的教育工作來看……實質上卻只着重智育，而且只重視智育比較狹窄的部分──即知識及技能訓練。至於德育、美育只作裝點或陪襯。對於德育，更是有意弱化。」
「在港英看來，所謂『文康』只是文娛康樂而不是文化。起作用只是紓解工作的疲勞，而不是怡情養性，提高生命品質，增加創造的動力，或是學校教育以外，文化教育的延伸。……（這樣的雜取文化）不但瓦解了民族文化的價值觀，同時也大大削弱了它對於一個社會衆多成員的啟迪作用。」
「長期以來，港英對民辦文化都極少給予扶助，這當然也是殖民地文化政策之一。……90年代成立了藝術發展局，……但是扶助的原則依然堅守着殖民地文化的總策略：以地方主義抵消民族主義，以雜取文化對抗民族文化。」
「在97之後，『港人治港』發展到某一階段，會不會像今日的台灣那樣，有相當一部分人變成台獨分子，依仗外國勢力、輿論，大搞獨立運動？」
「香港文化發展的最大問題是殖民地文化政策對民族文化價值巧妙的瓦解。97之後，治港的港人如能注意到這一點，推行各種必要的矯正措施，則可恢復中國人對民族文化的自信。」
「因此，『文化回歸』即使從最狹義的、層次最低的政治現實考慮，也必須成為未來特區政府主要的文化政策之一，甚至定為最重要的文化政策也不為過。」
這份寫於1997年的建議書，放在回歸25年後的香港，依然具有現實意義和參考價值，丁點也不過時。
參加古兆申先生追思會有感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