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周來不厭其詳探討語言與文字，仍然是筆者討論文化系列的一部分。之所以不厭其詳，是因為語言與文字是文化的最重要載體。但又往往成為政治爭論的焦點。政治、文化、經濟、教學，往往糾纏不清。
歐盟上周宣布，即使英國脫歐以後，英語仍然是歐盟使用的官方語言。
他們的統計，歐盟人口之中，懂得英語的佔38%，而第二位的法語，只有12%。這項宣布，充分說明了這是一種實際應用的考慮。
英語使用 日趨普遍
歐盟有24種官方語言，但是工作語言只有三種：英語、法語、德語。也就是說，歐盟官方只負責有關這三種語言的翻譯。假如英國最後脫歐，在歐盟中以英語作為官方語言的，就只剩下愛爾蘭與馬耳他，其人口不及歐盟總人口的1%。
曾經一段時期，法語是國際關係最重要的語言，但是據2015年的統計，當年歐盟翻譯成為英語的文件，達到160多萬頁；而第二位的法語，只有不到7.3萬頁。還有種種統計，在各類歐盟的會議中，英語的使用率也遠遠超過其他語言。
這，一點都不奇怪：1980年代訪問荷蘭的學校，高中分流，學術成分最高的VWO，學生就要學荷蘭語、英語、法語、德語、意大利語與西班牙語之中任擇其一，再加上拉丁文與希臘文。荷蘭、瑞典、挪威、芬蘭、丹麥等一眾北歐國家，孩子們從小就學很多種語言。理由很簡單，他們的語言都是本國以外幾乎沒人用的，為了與別國交往，就要學別國的語言。以荷蘭為例，「我們是一個小國家，需要學人家的語言」，連街上的警察都會說這樣的話。英文說「speak Dutch」（講荷蘭語），意思就是說着人家不懂的語言。（其實，比利時的Flemish，基本上是荷蘭語；南非的Afrikaans，也大致與荷蘭語相通。）
這些國家學生學的外語，以往以英、法、德為主。近年英語仍然是外語的主流，很少國家不學英語，但是作為外語的法語、德語，正在逐漸被漢語、西班牙語甚至阿拉伯語所代替。這主要是因為與中國、拉丁美洲國家、伊斯蘭國家的交往愈來愈多，也因為這些國家的移民愈來愈多。
而歐盟自從這些北歐國家參加以後，能說英語的人口驟然增加。2015年有一份統計，歐盟所有國家中，高中學生學外語的，英語佔了85%，而法語、德語各只佔不到20%。歐盟甚至在近年實驗在非英語國家，用英語學習數學；據報告，學生則數學與英語兩方面都有得益。
以上囉囉嗦嗦講了這許多，旨在說明，這些政策的考慮，是語言的實用性考慮（政治話語）。現在已經很少人認為英語是殖民主義語言，又或者是帝國主義語言；那是政治話語。語言的實用性與政治性，往往使一個地方的語言政策處於矛盾之中。
拿香港來說，筆者許多年前，很偶然的機會，獲得一套1906年香港用粵語注音的英文讀本。內容來看，主要是為當時的「買辦」學英文用的，以商業用語為主。那可以說是當年社會的實際需要，但也可說是為殖民主義者服務的。兩者其實是共存的。人們從不同的角度，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英文中學 盛極一時
以上歐盟的決定，可以說純粹是實用性的話語。而事實上，就是因為歐盟之內，只有不到1%的人口以英語為母語，因此使用英語，完全沒有政治含義，不會擔心因為使用英語而喪失各國的語言主權。除了歷史上由於英國遍布的殖民地，加上美國、加拿大、澳洲這些經濟強國都用英語，近幾十年在電腦科技上英語的應用，更使英語成為難以替代的國際語言。（法國曾經一度嘗試建立電腦語言的法語王國，無疾而終。）
相反的例子，是孟加拉。孟加拉的國旗，是一片綠色當中一個圓形的紅點。孟加拉人會告訴你，當中那紅點，代表孟加拉語，是他們用鮮血保衞得來的。當然，那只是政治鬥爭的表徵。在這裏，就是政治考慮超越了其他考慮。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佔領中國一個地方，首先也是把語言，包括教學語言，變為日語。那就完全是政治考慮。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香港的中學逐漸變為以英語教學為主，「英文中學」（Anglo-Chinese Schools）一度成為主流。1960年代中期開始，小學普及以後，中學學位短缺，私立學校如雨後春筍。筆者1970年在筲箕灣辦學，區內就有89所私立學校。那時私立學校的特點，第一是都要帶上「聖字頭」，以給人一個「教會辦學」的假象。第二就是都自稱「英文中學」，大多數是英文課本、考英文會考；但是教師用粵語上課，但又夾雜着英文的名詞。也就是所謂「掛羊頭，賣狗肉」。
那是當時的潮流，也可以說是家長的需求所致。是一種實用性的潮流。那是一個沒有文化考慮，也沒有政治考慮的時代（一定有讀者不同意，這裏主要是指民情，不是做陰謀分析。）
直到1973年，鄭艾倫、石鏡泉、謝家駒、黃紹倫等編寫了一本《英文何價？》在170名一年級大學生中問「假如香港不是殖民地，他們願意用哪種語言接受教育？」是第一次有人以政治視角來分析香港的教學語言。這當然也呼應了較早的「中文合法運動」，也開啟了後來「母語教學」的呼聲。
「母語教學」的提出，現在回顧起來，其實除了政治的話語，其實還包含着教學與文化兩個維度。教學，就是用什麼語言，學生學得最有效。文化，則是在香港這個華人社會，中華文化的傳承問題。
當年提出「母語教學」，相當一部分是從教學的觀點。認為要「淨化」語言，不能一句話裏面，中英夾雜（學術上叫switch-code）。也受了當時西方語言教學理論的影響，認為應該用母語教學，因為那是學生最熟悉的語言。也有一種說法：用外語學習，對於學生是雙重障礙，比如說用英語學數學，學生就要同時兼顧、同時克服數學與外語的學習困難（上述歐盟的用英語學習數學，就是可以要打破這種迷信）。另外一種說法，是過早學習一種外語，對於孩子語言的發展，有負面（subtractive）的作用，會衝擊和削弱母語的學習。
母語教學 歷史口號
筆者大約15年前，在非洲小國Swaziland（最近改名eSwatini），人口只有180萬。有一個出名的大型手工藝市場Manzini，引來許多顧客，是當地重要的一項經濟命脈。都是擺地攤的小生意。令人驚訝的是，售賣者都操着流利的英語。剛好，同時有一個國際組織也在做教育諮詢，卻強調必須在小學摒除英語，徹底做母語教學。當地的教育官員，聽了面面相覷。他們私下說：「這豈非隔斷了他們的生命線？」
現在的香港，已經沒有人顧慮英語會帶來什麼政治壓迫。而大部分的大學，也都是國際性很強，普遍地用英語上課。
事實上，各大學都收錄了不少的外籍學生。反而是社會上，英語的使用慢慢趨弱。政府的上層，英語只是文件上的需求；官員的英語，每下愈況；看看地鐵的廣告，95%以上是中文，即使是西方的影片廣告。這不是什麼「去殖民主義」的結果，而是放任自流的結果。而在總體的經濟活動裏面，英語的使用其實並沒有減弱。效果號稱亞洲的國際城市，也是中國國土上最國際化的城市，英語的使用，應該是有增無減。為什麼反而變弱了。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