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學子論五四：魯迅鐵屋中吶喊顧維鈞大時代弄潮

今年是五四運動100周年，國史教育中心較早前舉辦「名家講座」，由丁新豹教授主持，並由浸會大學歷史系一級講師范永聰博士與4位「香港青年史學家年獎」得獎者林俊朗、周正賢、李謙諾及梁文輝，分別闡述陳獨秀、胡適、蔡元培、魯迅及顧維鈞在五四及新文化運動中的角色。

此系列報道的前兩篇，己分別介紹范永聰博士和林俊朗、周正賢簡述陳獨秀、胡適、蔡元培的事蹟和主張；下文介紹李謙諾和梁文輝分述魯迅和顧維鈞在五四運動的主張和角色。

李謙諾：魯迅經常被人造神，共產黨說他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民族英雄，但我要分析他棄醫從文的過程，「從文」後他對文學的信心有多少、他對於民族主義的主張，以及他到底在反抗些什麼。

我的闡述主要針對四個主要概念：科學、文學、傳統和民族主義。

談到魯迅，李歐梵教授的著作《鐵屋中的吶喊》（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A Study of Lu Xun）是必讀書。這是李教授在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儘管有多種中文譯本，我還是建議各位讀英文原版，因為李教授的英語很典雅，且有許多專業詞彙不易中譯。

教育背景決定魯迅靠攏「小傳統」

魯迅11歲（1892年）開始「家學」（在三味書屋從壽鏡吾先生讀書）。不過，他不喜歡《四書》、《五經》（編按：許壽裳〈魯迅先生年譜〉指：「在塾中，喜乘閒描畫，並搜集圖畫，而對於《二十四孝圖》之『老萊娛親』、『郭巨埋兒』獨生反感。」），喜歡神話故事，通俗小說。因此，魯迅從小就培養了對「雜學」的興趣。儘管1898年的維新運動失敗了，但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和清政府的腐敗無能，令新黨思潮方興未艾。魯迅就在這樣的背景下進入新式學堂，先是江南水師學堂，然後是路礦學堂，學的是「新學」，包括地質學和礦物學，而不是傳統的儒家經典。

在學堂，魯迅也趕潮流看「新書」，其中一本深深影響他的，是英國人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著作，嚴復翻譯的《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此書闡發了達爾文《物種起源》關於生物進化的理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口號，影響一代中國知識分子，有人更因此改名「適之」、「競存」。

新文化運動的作家，一開始並不都是寫白話文的。1903年，魯迅以文言文寫了〈斯巴達之魂〉一文，借古希臘斯巴達王親率數百勇士，在溫泉關抗擊十萬波斯軍的故事，認為民族主義需要精神的深度，不能急於求成。

魯迅與的光復會關係密切，在他筆下出現過許多光復會人士的名字和事跡，例如章太炎、范愛農、秋瑾、徐錫麟等，但他也認為徐錫麟、秋瑾等同鄉過早犧牲性命太魯莽。他認為民族主義不應該僅是政治和革命這些狹隘的概念，而是要看廣闊的文化精神。

魯迅經常被人造神，共產黨說他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民族英雄，但李謙諾同學要分析他棄醫從文的過程。

1904年，魯迅到日本仙台留學，學的是西方醫學。他的「棄醫從文」，按照他的自述，是源於一次「幻燈片事件」。「一段落已完而還没有到下课的時候，便演幾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裏面：给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槍斃了，圍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在課堂的還有一個我」。每看一片，日本同學都歡呼「萬歲」，「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卻特别聽得刺耳」。（魯迅：〈藤野先生〉）到了第二學年的終結，他便告訴老師不學醫學，離開了仙台。

魯迅總結說：「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因此他認為要「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魯迅：《呐喊》自序）

不管魯迅的自述是否完全可信，但有一點肯定的是，他認為醫學無法解決精神層面的問題，因此希望透過文學檢驗國民性，同時以文化精神改善社會。

總結：魯迅很早接觸孔孟，但他自言孔孟對他的影響很小，彷彿是主張「反抗大傳統，靠攏小傳統」──他喜歡唐以前的小說；喜歡魏晉文章；喜歡讀野史；變革從文藝着手而不是教育；醫學尚西醫而不是中醫，他唯一堅持的是文學屬於精神文化層面。事實上，魯迅反對的是官方意識形態之下的大傳統，轉而尋找一個相對的小傳統，並繼承這個傳統，這從他自小所受的教育已見端倪。

魯迅認為醫學無法解決精神層面的問題，因此希望透過文學檢驗國民性，同時以文化精神改善社會。（Wikimedia Commons）

拒簽巴黎和約顧維鈞成英雄

梁文輝：顧維鈞出生於1888年，正值晚清被列強瓜分的年代。他只在舊式私墊待了很短時間，1899年考入上海租界的英華書院，1901年考入聖約翰書院。1904年自費赴美國留學，一年後考入哥倫比亞大學文科，攻讀國際法及外交。1909年獲碩士學位，1912年獲法學博士學位。

從顧維鈞的求學經歷，可以說，他是一個「跟着時代走」的人──因為晚清列強的瓜分，中國出現了「租界」；因為有「租界」，顧維鈞有機會入讀教會辦的學校，此後又像他的同學那樣放洋留學。不過，顧維鈞比較特別的地方是，他不選當時流行的工科，攻讀國際法及外交，成為民國一代外交家。

顧維鈞的岳丈，就是民國首任總理唐紹儀，兩者的人生有着相似的軌迹：都是留學外國；都從晚清改革運動中出國學習西方思想並成為民國官員。

五四運動的導火線是山東權益問題。人們通常只留意顧維鈞在巴黎和會上的表現，其實他一直有參與山東問題。據《顧維鈞回憶錄》所載，1915年得悉「二十一條」時，他是袁世凱的英文秘書，幫袁氏寫回覆；在美歐各國出任公使時，幫助北洋政府向列強借錢也是他，因此，他是一位有爭議的人物。

然而，1919年他在巴黎和會上拒簽和約，成為歷史關注的焦點。儘管當時有很多的考慮，或許不只是愛國情緒，但他吸引我們的地方，是在那個時代恰好出現的一顆超級新星。

剛才李謙諾同學講到（魯迅的）「被造神」。由於當代人在選取史料的時候，很容易會美化一個人，美化一段歷史。因此，我們現在看顧維鈞這個人，不用英雄的角度去看，而是用過程的角度來看，即是說，這個人思想的形成過程，他的學術或知識背景從何而來，這樣，我們便會明白，在清末改革的背景下，一些人接受官僚資本的資助，到外國留學，這些人回國後，成為民國官僚。顧維鈞這個人特別之處，在於他選擇了外交。但從一般意義來說，他跟同時期的鐵路專家詹天佑並沒有什麼不同，只是巴黎和會使他成了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