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香港社會矛盾的爆發與本土意識的出現
香港1945年人口為50萬，因大量內地難民湧入，發展至1960年時為300萬；1962年又發生了大規模的從內地到香港的偷渡潮，以致到1970年時香港人口急升至接近400萬。
當時大量市民住在木屋和徙置區，過的是艱苦貧窮的歲月，其子女甚至要在天台小學讀書。幸好五、六十年代製造業開始發展，聘用了大批的工人，但勞工權益毫無法律保障，低薪、欠薪和長時間的勞力工作比比皆是，而且官員與警察貪污猖獗，青少年問題嚴重等等，產生重重的社會矛盾。市民當中積累了巨大的不滿，終於在1966年因天星小輪加價引起青少年暴動，有幾千人參加；再加上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到1967年爆發了因人造膠花工廠勞資糾紛引起，而由香港左派發動的大規模暴動。
1967年以後，港英政府認識到要解決社會矛盾，由60年代末到整個70年代（麥理浩時代）推行了一連串的社會民生改革，包括立法保障勞工、分十區設立民政署、推行青少年政策、建設公共房屋、成立廉政公署、推行公共援助計劃、實施九年免費教育等等。剛好7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讓年輕人有眾多向上流動的機會；社會欣欣向榮，充滿了革新進步的氣氛。
1963年中文大學成立。1969年政府實施大學生助學金及免息貸款制度，令大批中下階層的子女能夠進入大學。香港大學亦由貴族學府變成平民學府（1969年受益的學生有200人，到1973年增至1,080人）。
香港現代學生運動的萌芽
基於以上各種因素，由60年代末到整個70年代，香港戰後一代的學生青年開始思想覺醒，關心和參與社會，並建立民族認同。
大專學生關心社會
1968年3月港大《學苑》的一篇社論〈以責任感代歸屬感〉可以反映這種思想覺醒和本土意識的萌芽：
當我們認為香港是一個充滿不公平和不合理的社會，當我們認為貧富不應如此懸殊，勞工應該獲得更多的保障和利益，當我們認為香港的民意應該比現在更受到尊重，香港人民應該有機會參與立法和施政……我們就有責任為這些理想而努力……即使我們正在徬徨於如何負起中國的責任，如何建立一個理想的中國，為甚麼不在徬徨之中，拾起當前對香港的責任，作為一種磨煉與準備？
1966-67年起，《學苑》由一份英文的純校園新聞雙週刊，變為關心社會的中英文雙語刊，開始持續做時事專題報道和分析，發表對社會問題的評論。1968年9月，港督戴麟趾為了回應《學苑》的社會問題評論及對港府的批評，特別在《學苑》撰文解釋政府功能與運作。
校政改革、抗議校方不合理政策
放眼世界、反對侵略
1968年8月，數十名港大學生在學生會大樓天台集會示威，反對蘇聯入侵捷克，並在其後發電訊到國際紅十字會表達抗議。1969年，數十名港大等大專學生在美國領事館外舉行了首次的反越戰示威。
關心祖國、民族認同
1969年5月，四間大專學生報的《五四紀念特刊》確立了民族認同：
在香港，我們都是苦於報國無門、請纓無路，唯有北望神州而輕嘆矣……另一方面，我們又是否只是心懷祖國，而忽略了香港400多萬的同胞呢？在香港，有甚麼切實的工作可做，而又能與當代變遷中的中國可以相連？最後，我們深信：苦難的中國，有明天！
1968年，崇基學院舉辦「中文成為法定語文」座談會，揭開了中文運動的序幕。1970年7月，「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展開，得到社會各界人士支持，擴展成為社會運動。
1970年9月，宋恩榮在《學苑》發表〈為中國而立——港大的回顧〉文章，將港大的成立宗旨與祖國歷史連接起來——
港大創辦人盧押總督曾清楚指出：港大是「為中國而立」的大學（a British university in Hong Kong for China），它的任務，是「幫助新的中國從地平線上升起來」。……港大的目標，仍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港大究竟是為誰存在？是為了香港？中國？東南亞？是為無國界的純學術研究？……我們還未知道香港的出路，香港大學的出路在哪裏。
但筆者當時在翻查了歷史資料後，證實了「為中國而立」只是一個表面的口號，港大的成立實際上是為了促進當時大英帝國在華利益，而在1972年3月《學苑》發表了一篇文章——〈帝國大學——從歷史看港大本質〉：
從一所肩負着捍衛英帝國在華利益重任的帝國大學，降為攫奪香港經濟利益的殖民地大學，是大英帝國沒落中的一次大撤退，也是英國在遠東利益與矛盾的大轉移。……大學教改運動究竟有多大成就，實在難說。但如果同學能因而認識到這是一間怎樣的大學，進而大破洋奴買辦思想，也算是對人民、對國家、對自己盡了點責任。
1971年10月，中國成為聯合國成員。12月，港大學生會舉辦了香港大專學生第一次到「新中國」的訪問團，衝破了港英殖民地教育的思想束縛，開拓了70年代認識祖國的熱潮。
（封面圖片：網上圖片）
本文收錄於《我們走過的路 ——「戰後香港的政治運動」講座系列》，關永圻、黃子程主編，本社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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