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實踐論壇系列文章：
編按：上月中，公民實踐培育基金舉辦「公民實踐論壇：香港何以是難以取代的國際金融中心？」，邀得一眾金融業領袖討論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
論壇最後環節為小組討論，講者包括（封面圖左起）公民實踐培育基金主席詹德隆、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前市席梁定邦、惠理集團主席及聯席首席投資總監謝清海、匯豐銀行亞太區顧問梁兆基，由《金融時報》亞洲編輯 Mr. Jamil Anderlini 主持討論。討論全文原為英語，本社記者翻釋整理成下文：
撰文：施浩揮、郭珮琳
攝影：施浩揮
Jamil Anderlini：我想我先問個問題，作為這次小組討論的開端。「是什麼令你認為香港是個特別的金融中心？」請你們輪流回答。或許由 George（梁兆基）開始吧，說出你心目中的答案，是什麼主要因素，讓香港成為如此重要的金融中心？
梁兆基：我認為有兩個方面使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首先，需求方面，我認為中國無疑是主要因素。如果沒有中國，我不認為香港會成為今天的國際金融中心。讓我們再回到舊時代，當中國開放做貿易時，他們有必要做貿易融資，這就是為什麼他們需要一些銀行或金融機構為他們服務。
隨後，中國逐漸開放和需要資金來資助經濟的重建。他們需要外部資金來幫助他們，故此需要一個金融中心，幫他們收集資金，並傳送至中國。而現在中國變得富有，他們不再需要錢，他們有的是錢，但他們仍然需要一個中心做基金資產管理，所以中國始終是香港的最大客戶。如果你看看香港，無論是銀行部門或安全部門，實際上超過80％都是與中國有關。我的意思是，我認為份額只會增加而不是減少。
其實，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香港正看着中國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另一方面，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亦不能被忽略。國際金融中心的條件有數個：第一，開放。你必須有自由資金流動、自由信息流動、匯款沒有限制、居民和非居民之間沒有不同的待遇。這是非常重要的，這意味着你對待外國人如同你的公民。
第二，你必須要廣泛地開放，讓國外機構在香港佔據主導地位。你會發現，香港的金融機構超過80％實際上是面向國外的。與東京相比，他們大多是國內的銀行——即使美國也不是很國際化，他們的國內銀行佔比很重。
第三，連接程度（connectivity）。以金融機建而言，你必須與全球平台良好連接，清算系統、支付系統、全球標準⋯⋯所有諸如此類的東西都必須與全球市場一致。以及在監管和法律框架方面，你必須與全球的專業一致。否則，你沒有連接。
這樣的條件，你不能在中國找到——至少今天不可能。所以中國本身沒有國際金融中心。上海是在銀行資產方面比香港要大得多，但從來沒有人真正把它看待為國際金融中心，就是因為他們並沒有真正連接到外面的世界。東京曾經是國際金融中心，現在它正在退步。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我們絕不能排除中國，但是如果只有中國，我們亦絕不可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謝謝。
Jamil Anderlini：也許謝清海可以談談你的想法。
謝清海：是的，我同意這是一籃子的原因，而非單一原因。我們應該承認，過往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作為英國的殖民地，我們一直奉行西方制度、西方價值觀、西方行事方法、西方法律、西方金融。這些使我們成為非常獨特的「中國評論員」。
另一理由相當簡單，很多人都害怕中國的股市。他們的股市充滿了不當行為、誠信問題，這些問題存在於交易裡面。目前為止，中國從來沒有正確地處理這些事情。但現在，「未來」可能看起來非常不同，我覺得中國政府現在已經意識到他們的理想，是要成為一個發達的國家，他們必須把資本市場撥亂反正。資本市場是指資產配置。你要把儲蓄分配到正確的投資之上。如果你甚至不能做到這一點，你會發生「蘇聯的情況」——解體，由於太多的錢流至無用的企業和軍隊。
所以我就想到，也許到2020年，中國制度的問題將最終改善，他們在某程度上會找到些替代品。目前為止，香港受惠於英國殖民地時期的神話，同時受惠於中國從來沒有真正正確處理資本市場的問題。
Anthony（梁定邦），你剛剛談到你認為令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關鍵因素，我想問更多不同的問題。你的一些觀點相當有趣，你提到希望中國企業來到香港，學習最好的國際知識，然後帶回中國。看看那場金融危機，你認為北京的態度如何？他們還會希望國企來港嗎？還是已變換了態度？
梁定邦：我不認為態度有太大的變化。我認為有個「醒覺」進入中國，他們明白自己必須與世界接軌，奉行世界最好的實踐方法。今年，中國主辦 G20峰會，向世界展示了中國作為合作夥伴的形象。當然，所有國際金融中心的關鍵在於良好的人力資源體系、法治。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我們還在生活在一個累積的資產。中國正銳意發展，他正在創造歷史，而且不止中國歷史，更是世界歷史的一部分。謝謝。
詹德隆：如果你看一下中國的決策過程，特別是應對金融危機的方式，你會看到一些東西，這些東西使中國難以作出反應，尤其對於金融市場的驚險事情，中國都難以快速有效地處理。2008年由於雷曼兄弟的危機，香港也受影響，這便是需要作出決策的時候，匯豐銀行提前推行了正確的決定。但這些是中國的銀行系統無法應對的——他們不停地要求當局從中央給予指引——在一個國際金融中心，這是不能接受的，因為事情以閃電般的速度發生。
Jamil Anderlini：非常有趣的觀點。請問其他嘉賓，你們對中國系統處理金融市場的方法有何意見？
梁定邦：其實，我覺得中國的民主太有效率。即使在財務事項，也是太過有效，但它完全是狹隘的。它的結果是，它無法接收一個有效的系統應接收的信息。其實去年的股市危機便是如此，決策很快便定下來了，我稱之為「十分快速的反應」。
Jamil Anderlini：非常有趣。接下來我想談談政治的不穩定。你們當中有些人已經談到了這一點。你們有多關注政治的不穩定？如果我們看一下在香港醞釀的政治動盪，如雨傘行動、魚蛋革命⋯⋯也許 George 可以談一下。
梁兆基：很多人猜測我們決定不遷冊至香港是因為由於不斷增加的政治動盪，我想強調的是，對於國際金融中心而言，政治穩定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我們需要一個安全的環境，讓資金可以自由進出。若然一個地方的政治局勢不穩，導致法律與秩序的崩壞，甚至在極端情況下，政府決定對資本進行某程度的控制，或限制人口流動和資金進出，這將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相當嚴峻的情況。
但我想指出的是，如何決定一個國家是否需要國際金融中心，這完全視乎它的世界上擔當的角色。在日本並沒有什麼國際金融中心，因為他們更重視國內的政策，由於國內的政治需要，他們不會總是羡慕國際奉行的政策。反之，若一個國家希望於國際舞台擔當一些角色，它便可能需要國際金融中心。
反壟斷法、反賄賂、全球標準，這些都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條件，同時也是負擔，假如一個國家並不足夠強大，同時又受制於以上限制，可能會動彈不得。所以我的意思是，某些國家可能並不傾向擁有國際金融中心。
至於政治上的不穩定，我想香港面對的問題，比中國的問題要輕得多。讓我們看看89年的6月4日發生的事，翌日（6月5日）恒生指數下跌22-23％，當然，後來市場再度上升——但中國怎麼樣？它並沒有這個問題——它的問題是「透明度」。我們不會知道有什麼正在發生，都是不可預測的。
看看美國的政治圈，有個可能你不太喜歡的特朗普，他正往總統之位一步步走近；希拉莉，或許同樣是你不太喜歡的，她也正往總統之位一步步走近；中國的情況是，你完全不知道這些事情，而直至今日，中國也未能讓外界放心，使外界認為國內的交易是完全和平的。這個問題一直困擾他們。
Jamil Anderlini：所以我一直認為，如果中國發生巨大的金融或經濟危機，可能同時出現政治危機。我只要簡單地問，我知道你是位經濟學家。我想簡要地得到您的意見，關於對中國經濟狀態的意見，你會認為它一片光明嗎？我們今天早上得知了那個數據，在《金融時報》記錄了中國的首季 GDP 增長，是6.7%，這是相當不錯的數字。但中國正朝着什麼方向走？
梁兆基：很多人在談論中國硬着陸的可能性。但我要說，中國肯定不會硬着陸。這只是經濟結構轉型的期間。如果我們回顧一下美國，乃至日本的歷史，以前是有兩位數的增長，而現在日本回落到甚至為零。我的意思是回到黃金時期，他們所談論的約6％至4％左右那個水平。中國正在走向這個方向。儘管總是有漲有跌，中國一定會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我在說10年或20年內，這是毫無疑問的。鑑於收入水平的提高、在教育方面的提升、技術方面現在也是比較領先的，每一個元素，都是成就未來大國的關鍵。所以，我的意思是，暫時的下調不用太在意。如何保持政治穩定，是中國未來的關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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