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實主義的秩序裏，列強間的優勝劣敗大多由經濟實力所決定，美蘇之間也是如此，與它們的意識形態沒有多大關係。
在威爾遜式秩序退潮的大趨勢下，去年香港的政治風波顯得相當突兀──本質上它屬一場全球脫離威爾遜式秩序的運動的「反運動」，同時亦很可能是威爾遜主義的最後一搏，希望藉以改變中國的發展軌迹和進程。
一向主張民自治、君無為、小國寡民的港人，面對着尚法制、尚功用、行國家主義的中國，也不得不由黃老道家那一套，過渡至法家那一套，終結了長期管治能力與認受性之間的辯證。
在2016 和2020 年美國大選，甚至去年香港的反修例運動，均展現出這種信息戰的巨大戰略價值，它能夠直接對目標地方的制度與國民團結進行精確打擊。
學歷成為了政治光譜內的最重要因素，政治逐漸發展成高學歷的少數與低學歷的多數的對壘，這一點在美國與類似的西方民主國家皆然。
近年主宰美國國運與戰略的，除了特朗普因素之外，最重要的莫過於美國政界「發現」長年受到中國的戰略欺騙，以及隨後作出的外交與戰略大轉向，兩者均暴露出美國的戰略衰頹。
一國兩制在政治上行不通對香港及港人而言固然是一件大事，然而實際意義卻是一國兩制作為一種政治與制度上的安排，無法令香港再上一個台階而已。
以民粹主義框架分析香港的政治與社會問題，筆者在之前的一系列評論中已作嘗試，不過這次從該框架中卻找出了一條新的政治軸線，可補完目前建制派民主派的單純分野，更立體地標示及整理不同的政治立場與取向。
香港這種政治兩翼同時民粹化的情況，在其他民主社會也相繼出現，不過相對於其他地方，筆者認為香港的情況尚未絕望。
人們的焦點都放在威權主義的壓迫之上，卻忽視了民粹主義正在急速侵蝕整個社會，令原來的香港一去不返。
經歷了多年的內耗與折騰，香港已元氣大傷，港人猶如魚兒困在乾涸的水池相互依偎，相濡以沫以苟延殘喘。
即使不從政治角度來看，多年來大陸與香港之間的博弈，當中所牽涉的中國與西方行動思維與邏輯的差異，足以影響大局，兩者之間的互動亦直接令香港局勢日益惡化。
因為特朗普因素出現致令各國聚焦香港，中美兩國同在香港使用國家級手段，繼而令香港成為美國的棋子，再進一步淪為中美角力場，最後導致北京須以「港區國安法」這徹頭徹尾屬國家級手段的辦法，來收拾這殘局。
香港目前之所以陷入前所未有的危局，最大原因是部分港人背離了香港一直以來賴以成功的「小國生存之道」──要一國兩制得以進入下半場，港人必須按「小國生存之道」改變策略，為往後的陸港博弈創造有利條件。
特朗普對中國的聲討給予人們一種「美國來援」的印象，卻難掩這一切都是特朗普為了尋求連任，轉移公眾注意力的手段和把戲。
近來北京之所以頻頻出手，令香港凜冬驟至，無非是看穿了民主派輕啟這「雙層賽局」戰端的重大戰略缺陷：北京在這賽局中無疑是最有利的。
香港之所以一直得以存在，是由於「黑」與「白」並存，而且兩者保持着一定平衡，不過一旦出現非黑即白、一方全贏的情況，香港便會失去其存在理由及價值，所以「灰色」才是香港本色。
從中聯辦自稱兩辦並非《基本法》22條所指的一般意義上的中央人民政府部門後，港府被蒙在鼓裏兼且手忙腳亂的表現，可見政府就是這次大攻勢中的軟肋，只要多加刺激，必然會陣腳大亂，露出破綻。
一定程度而言，反修例運動其中一個重要客觀意義，就在於民主力量終於與商界和外國取得聯繫，在關鍵時刻連成一氣，情况與薩長同盟的形成以及在背後取得外國支持十分相似。
隨着疫情初步受控，北京隨即展開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外交和宣傳攻勢，以對外間證明中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優越性，以及封城等緊急措施對疫情遏制的作用，藉此提升中國的軟實力與體制的認受性。
面對這個紛亂的局面，香港除了需要新政黨帶來新主張新視野之外，更須重塑政黨（這個概念），從根本上更新目前政治的組織形式，使之適應當今的數碼時代。
假如我們細心觀察一下，不難發現香港問題與武漢肺炎兩者的癥結均是信息失靈：香港與武漢的真實情況同樣傳不到中央，或者遭人強行壓下，地方首長又只懂緊貼中央方向，直到大爆發時為時已晚，欲救無從。
港人今後將面對的很可能是一個出埃及記式的景況：這裏說的不是港人出走，而是由於疫症及經濟下滑令大陸自顧不暇，將一定程度減低大陸對港的經濟以至政治影響，令港人有望「出埃及」，回到其「應許之地」。
管治聯盟令本來已不簡單的官商關係，變得更加複雜：在政府與商界之上，再加上了建制派；與建制派有關的話，亦必定與中聯辦有關；最後再由中央將這群原本不太可能合作的精英連繫起來。
國務院突然任命駱惠寧為香港中聯辦主任，可謂臨危受命。在這史無前例的任命的背後，北京欲突破原有治港框架，大幅調整治港政策的意圖已表露無遺。
中國如欲擺脫這歷史的必然性，就必須盡早在香港問題上痛定思痛、狠下功夫了。
今次風波證明一個僵硬的權力結構滿布盲點，而且當事態發展嚴重偏離預定路線時，只有極少可以發現的途徑。這種上層的有限視野解釋了威權政權面對突如其來的叛亂的脆弱性，而叛亂通常是由這種「資訊串流」所引發的。
這篇以〈大反攻的序幕〉作為標題，指的並不止是非建制派的大反攻──北京、中聯辦及建制派遭逢此歷史性失敗，必然不會輕易罷休，肯定會準備另一輪大攻勢，情況可能會與突出部之役相近。
北京當然希望在換過國旗後一切可原封不動，以同一模式治港，可是亞洲金融風暴在香港回歸後第二天便驟然而至，打破了金融全球化的神話，並根本性地改變了香港的格局，令港人逐漸從全球化的受益者淪為受害者。
反修例運動之所以富「傳奇性」，是作為一個21世紀的民粹運動，無論規模多大或有否登上國際頭版，也斷不會像香港般衝出國際，變成大國的戰略工具與籌碼，以「四両撥千斤」之力在不同範疇牽動大國博弈與角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