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為了不讓俄烏戰爭發展成「無限戰爭」，只給予了烏克蘭「有限責任」的承諾，並且不讓美國全面介入這場戰爭──這對於慣以軍事行動為主要手段、窮兵黷武的美國來說，無疑是一大突破及睿智的表現。
現在香港凡事都要靠「阿爺」開腔維穩，令本已過時的港府行政系統之上，疊加了多層且混亂、非制度化的決策系統，令香港淪為了「殭屍城市」，這樣對香港應對風險社會的問題與災難非常不利。
在這次俄烏戰爭中，拜登政府所運用的正是這種「拜占庭模式」：不拘泥於軍事行動，以外交戰和經濟戰為主導，以己之長攻敵之短，從多方面確實地削弱俄羅斯的實力，這才是真正凌駕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巧實力。
無論俄羅斯在烏克蘭戰役中成功與否，世界都會進入「假戰」或新冷戰階段：以前是宣而不戰，現在變成不宣不戰。西方亦意識到再不能以他國的代價換取暫時的和平，現在只待西方政府與民眾重新認清事實、調整心態。
現在習近平重新將中國引領到法家治國的路上，使中國社會與人民再一次暴露於這種周期性震盪與系統性危機之中，究竟是否有必要和值得？
香港這邊雖然也在實施清零政策，但與內地最關鍵的分別是，香港已在採用mRNA疫苗，令香港實質上有條件測試在mRNA疫苗的保護下，如何可控地逐步對外開放，可作為日後內地重新對外開放的重要參考。
新冠病毒非得以效力更高的mRNA 疫苗來應對不可，只要是本土自主研發就可以了；「政治病毒」非得以「民主」來應對不可，只要是中國式民主就可以了——這亦成為了北京消滅新冠病毒及「政治病毒」的新指導原則。
香港政制發展的走向，則由邁向西方民主的政制改革，變成中國式的政治改造──通向西方民主的大門已被關上，未來政制發展將會是「完善選舉制度」與中國式民主的對接，基本概念已寫在剛出爐的香港民主白皮書裏。
表面上中央掌握治港的所有權力，但新的政治設計以至最新政治發展卻隱見一種權力分散的趨勢，社會亦漸漸呈現外強中乾之象，中央顯然在治港方略上須多加微調。
從哪個角度看也好，拜登、習近平會談的直接結果是兩國變相「休戰」一年，暫時將所有爭議「 凍結」起來，直至找出解決之道或局勢出現顯著變化，可幸的是，是次會談得以延續所謂「兩國元首精神」。
市民無論怎樣選擇，事實上北京也會對香港擁有無限權力（無限政府），如市民、企業或外資願意繼續投資的話，經濟將繼續向好，不然的話，經濟便將停滯不前。所以一定程度來說，北京就是在賭這一把。
北京為今後香港賦予一個改革的主題，實在是令人擔憂：北京一方面固然只相信自上而下的改革，但另一方面，除了中央自己之外，幾乎沒有主要持份者是擁有改革意願的。
在「愛國者治港」的號召下，所有人只管融入大灣區，但對外方面卻是一片空白，且沒有人負責平衡兩者，這可是香港前途的一大隱憂。
過去美中關係只有兩極路線，若不是與中國接觸，就是與中國對抗。拜登政府認為美中是合作與競爭並存，雙方有歧見，也有能夠合作的議題。
北京可能認為，如不先取得作戰的勝利，有效控制該地，「贏得人心」根本無從說起。簡單來說，把「贏得人心」置於戡平叛亂之上是本末倒置，最後只會令兩者皆失。
到了今天，所謂「黑貓白貓論」、「河水不犯井水」、「茶垢論」俱往矣；當權者公然說假話，連騙你都覺得多餘，普遍缺乏政治信念和道德——以前治國是為了天下，今天則是為了一個人而已。
法家治國對國家發展固然有着無可替代的作用， 卻無法處理文化融合問題，無助於民族文化融合，而這正是造成「中央─邊陲矛盾」，令美國有機可乘的重要原因。
秦滅六國後，已不能回到以前六國的局面，香港的情况又何嘗不是？這已成為時局演化的一部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故此我們更需具備超越時代的思想高度，才可看破困局。
拜登看準了目前北京對邊陲的強硬政策，以及習近平急於實現「中國夢」的心理，只要美國擺出一副干預新疆、香港、台灣的姿態，便能夠觸動北京的神經及龐大的文宣機器，令北京進一步拋棄彈性和務實原則。
即使今天美國依然高舉新疆、香港、台灣3支大旗，但其對華政策已確實地由「虛」轉向「實」，並設法將中國的大戰略勾畫出來，以找出應對中國和這些問題的具體辦法。
今天中國已毋須一定向西方看齊，重複資本主義的道路，可以開始走自己的路，演化出一個優越於現存資本主義的制度與社會。
希望香港可以盡快步入後新自由主義時代，皆因新自由主義以至它以下的「積極不干預」與「小政府、大市場」等教條，長期嚴重影響和扭曲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以及國家與香港的關係，令問題積重難返，危機此起彼落。
現實不再是觸手可及，政治淪為教條主義的自我實現的預言，卻隨時會車毁人亡，這將會是大破大立時代治港的最大考驗。
人們始終依靠中央而不是主動在經濟上或政治上活躍；政治重心在一個只對君主負責的混亂官僚制度中──改革後的香港最多亦只會變成這樣子，精英們斷不會出現中央所希望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如果實施《國安法》和新選舉制度只是填補香港在國家安全的短板治標手段的話，那麼「二次回歸」應當是治本的目標。
目前北京最需要擔心的是，美國在印太地區的盟友會否在美國的持續鼓動下，出現像特朗普任內對華的「外交覺醒」，改變長久以來對中國的外交認知與態度，令印太地區的地緣政治出現真正的結構性調整。
中央必須了解到它實際上不單是修改選舉制度和提升施政效率， 而是大幅改變香港的政治體制，對此有參考更多經驗的必要。
目前擺在中央和香港面前是系統性的體制性轉型，須同時重塑政治生態，催生新一代政治領袖，並對公共行政體系作出重大調整。
近年來，不少人提出中美之間應該是一種共同演化（co-evolution）的關係，當中最重要的倡議者是基辛格，而中美之間實際上正屬於這種相反相成的關係。
不少人認為習近平是以法家體系治國──令晚清時代到今天的歷史發展，出現了如同由歷朝的儒法國家返回到秦國法家治國的一種「返祖」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