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4D班是全校最難管教的一班，但作為班主任，我的說話他們一般還是比較樂於接受的。要教導他們，又要跟他們融洽相處，首要是知道他們的困惑、了解他們的想法和同情他們的處境，其次是跟他們打交道時，以誠相待和以義行事……
1968年6月，有感於低年級的史地教科書一般都寫得生硬乏味，我開展了一個「中一地理教科書寫作試驗計劃」。當年我是1A的班主任，班裏有很多聰明伶俐、勤奮好學的學生。我選了四位聰明好學和英語出眾的參與計劃……
出版計劃夭折，我心有不甘，便找着寫作班子裏原定和我一起負責編寫地圖閱讀課本的潘國城，跟他商量，另找出版社用英文出版那兩冊課本……
多年來，我每周只有大約六節地理課，以中四、五為主，也曾教中三和中六。中學會考和大學入學試的課程都包括地圖閱讀。會考考的是香港 1:20,000 地圖，但課本是英國出的，對象是英國學生。既然課本不包括所需地圖，唯有自己動手繪製……這時，腦海裏不斷湧現同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要用英國教科書而自己不出一套呢？
拔萃中一還是教四則運算，而這群來自中文小學的新生對此早就訓練有素，但現在還要他們每周花六節的時間，學習那些已經「滾瓜爛熟」的東西。這情況教師應如何處理？
雖然未能如願投身革命，但全力教好下一代，也不失為有效的報國方法。張老師，您一生為教育盡心盡力，我們敬仰您、懷念您。
1963年秋季開課後，我先後向兆傑和張德昌老師提出我的想法，他們都認為可行，於是決定聯名向科主任提交一份建議書，並由兆傑和我一起去跟他商議此事及知會校長。張清湘老師沒有表示反對，但態度猶豫……
1964年某天，時值深秋，我寫了一個秋字在黑板上，請他們以此為題材，題目自定，寫一篇約300字的散文。我舉例說：可以把題目訂為「一葉知秋」，然後借題發揮。豈料改卷時，竟然發現有一篇文章以「秋姐」為題，寫的是家裏一位名叫「秋姐」的傭人的故事！從此，「秋姐」成了這位同學的綽號。
1967年的暑假，香港「波蘿」遍地之際，我跟港大地理學會前往台灣遊覽了三個星期。我從未到過台灣，時刻都在想念生活於此的六姨媽以及七姊和她的兒女……
從布拉格返港途中，我停留了兩次：開羅四天、孟買八天。航機抵達開羅機場後，等行李之際，我認識了兩名阿拉伯「巴解分子」和一個美國少女……
我先到倫敦，兩日後往牛津看兆傑，在他附近的小旅舍住了三天。對來自亞熱帶的我來說，英國的冬天頗冷，但旅舍沒有中央暖氣，床邊的暖爐是要按時付款的……
布拉格是我第一個遊覽的歐洲城市，它的確是一個非常有韻味、令我陶醉、甚至有點神魂顛倒的城市。吸引着我的當然不止於此，還有那難得的異國友情。因此，在飛往古巴途中寫給女朋友的信裏，我用「失戀」來形容我離開布拉格時的心境。
當年港大學生會的會長林興波是大學堂宿舍的宿生，我因此有機會以觀察員的身份列席會議，跟與會的學生代表一起生活了四天。我發現這班學生領袖不但有思想，也有能力，辦起事來有板有眼。這幾天的經驗令人難忘，它促使我日後興起研究學生運動的念頭。
回說當年7月，港大學生會辦了一個為期三周的日本訪問團，有20人參加，我是其中之一。我們的行程集中在本州，到過不少地方。所到之處，都受到當地學生的熱烈歡迎。
唸本科時，曾想過入住大學堂宿舍，但最後還是隨眾選了聖約翰書院。我喜歡宿舍生活，所以這次也希望住進宿舍，更希望那是大學堂宿舍。天有眼、從人願！
1963年夏天，在港大校外課程部任職的同學麥婉怡組織了一個東南亞考察團，兆傑和我都參加了。出發前有兩個講座，由來自馬來亞半島的歷史系講師張榮洋主持。他的演講使我這個從未接觸過東南亞歷史的人對它產生了興趣，並因此從圖書館借來兩本有關書籍閱讀。事前適當的準備使我在是次考察的過程中得益良多、大有收穫。
早在學生時代，我就經常為同學組織各式各樣的課外活動了。當上教師之後，更是樂此不疲：既替學生安排課外活動，也為同事組織「教餘活動」。由於「山高食肆遠」，拔萃一向都為師生供應價廉物美的午餐。我們雖然樂於利用這項服務，但也會偶爾出外用膳。上任不久，我便跟幾位同事一起，每逢星期五，中午拉隊前往油麻地的彌敦酒樓「飲茶」。初時是幾個人，後來發展到十餘人，而我也不知如何竟成了這聚會的組織者和司庫。
六十年代，拔萃每級四班，每班40人，分班制度如下：先按總成績把160人均分成兩組，每組再按英文科成績均分為兩組，成四班。用這個方法分班之後，每班各有特徵，產生了強烈的標籤效應，但也有助於課室管理和方便了教學工作。
根據拔萃的一些紀錄，我是1961年9月初回校任教，1968年8月底離職的。實情與此有點出入。這七年間，我實際上只在母校工作了五年半，甚至可以說只有五年多些。情況是這樣的：我1961年9月初入職，1964年12月31日離職（回港大唸碩士）；1966年9月初重新入職，1968年8月31日再離職（到港大任職），期間取了兩個半月無薪假期前往古巴參加棋賽……
1957年預科高級程度試，上午考代數和平面幾何，題目很深。下午考微積分和解析幾何，情況更糟。這兩門學科的試題自有高級程度試以來，都是以阿拉伯數字運算的，這一屆突然代之以 a，b，c，d 等符號，因而大大地提高了試卷的難度。突變把考生殺個措手不及。空調讓禮堂的溫度降至很低，考生的內心因而更感寒涼……
新校長是混血兒 Mr. George She（施玉麒），他願意放棄名利，甘於澹泊和不辭辛勞，負起領導拔萃之責，完全是出於對母校的愛護和受到校監 Bishop Ronald Hall（何明華）的感召。他要我無論如何都留下來唸預科、考大學：家境困難，免收學費；生活艱苦，提供津貼和介紹兼職。我無話可說，當夜發信到羅師，表達退學之意。
回說拔萃的學習生活。中四那年，我們的班主任是 Paul Du Toit（綽號「大水牛」）。他多才多藝、能文能武，教學之餘，還在香港電台擔任節目主持，以及為澳門籌劃第一屆格林披治大賽，並奪得這項賽事的亞軍……
中三那年是我人生中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之前，我的思想尚未定型，處於摸索階段，這時明顯地左傾了。這不僅是銳意閱讀和積極思考的結果，也跟一位與我往來頻密的同學不無關係。
在德明唸小學的時候，雖然對乒乓球和足球有點興趣，但基於種種原因，特別是設施的缺乏，這興趣沒有得到適當的培養。進入拔萃之後，寬廣的校園提供了最基本的誘因，但更重要的是沒有了考試的壓力。在德明，體育是一門學科，合格才可升級；在拔萃，雖然設體育課，但它是不算入學業成績的。此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我入學不久便結識了兩位喜歡打球的同學：一位是坐在我後面的伍宗明，另一位是坐得較遠的吳煥運。
足球場我們基本上是不能用的，因為木球隊有優先權。木球是英國人的傳統運動，深受校長和包括華人在內的部分教師的喜愛，所以獲得特殊的關顧。我們嘗試躲在場內一個不起眼、也不影響他們的三角地帶進行我們的活動，但也往往被逐。
當年香港的中、小學是容許體罰的。在傳統學校裏，教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打、罵都悉從尊便。德明是這樣，拔萃也是這樣。在拔萃，用藤條是校長的專利，但不少教師會用手掌或界尺去「訓導」犯錯的學生。也有教師仿效古代的俠客，以粉刷或粉筆當暗器，在學生不守規矩時猛力向他們擲去。
兩位主任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在我紀念冊上寫下的箴言，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銘。謝老師以「自立立人，自達達人」共勉，馬老師的訓誨是「澹泊以明志，寧靜而致遠」。相信兩者我都在某程度上做到了。
跑腿的工作一般是正當的，但也有不那麼正當的。最常做的不法勾當是跑到店外，從賣雪糕的員工手上接過他「穿櫃筒底」得來的錢，到煙檔買香煙，然後按指示分給各員工。雪糕檔向街，坐在收銀處的老闆或老闆娘不容易看到這非法活動。
在振華那兩年，學校對學生的寵愛，可說全部集中在我身上。學校裏，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人是不喜歡我的。學校選舉模範兒童，我獲得全校冠軍。但轉到穗城之後，我的世界變了，好像從天堂掉進了地獄。由於穗城小三的學額有限，而我的年齡又比較小，學校於是安排我重讀小二。我很不開心，但不懂得反抗。因此，在穗城那兩年過得糊裏糊塗，不知所謂。
避難西貢（今胡志明市）期間，我們住在華人聚居的堤岸（cholon）。在那裏生活的大姊，替我們在她家附近租了一間兩層高的平房，作為居所。房子位於湄公河一道分流旁邊，對着一條連接兩道分流的運河。我們用不了兩層樓，便把樓下分租給一個經營柴炭生意的潮州人。他很愛喝茶。烹茶時，很注重各項細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