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職舍監工作不易為，每天都生活在提心弔膽之中。上任之初，兆傑就這樣對我說過：「我不羨慕你（的工作）。」他的關注，我完全理解，也絕對同意。
她不知道廣州話「埋單」是結賬的意思，把「埋單」誤作「買單」，以為是用錢把賬單買下來。這無疑是一個很合理的推論。數十年後，國內的同胞也因不黯「廣府話」而有同樣的誤會。經過多年來的誤用之後，「買單」一詞現已積非成是，廣為接受了。
當年香港的中學全部都用 Philip’s Modern School Atlas （PMSA）。跟它比較，我的有三大特點……
車子在滂沱大雨中從干諾道西左轉入西邊街之際，突然傳來巨響，似是樓宇倒塌的聲音……
1970年9月，我應邀前往南斯拉夫的首都 Belgrade 參加一個以「終身教育」為主題的國際研討會。這是我有生以來獲得的第一個邀請，而南斯拉夫又是自中學時代起就渴望一到的地方……
1966、1967年社會動盪之後，常有傳媒向我訪問青少年問題。也許是這緣故，1968年11月，張永賢律師來電邀請我加入公民協會，又建議我來年代表協會參選市政局議員。
不知是否李柱銘那滔滔雄辯的形象進入了我的潛意識，多年後我也做了一次類似的事情……
負責安排教學實習和視導工作的是我的論文導師 Dr. Raymond Simpson。他讓我協助中文和地理兩科同事的教學視導工作，我全無異議。兩位都是我的老師：前者是 Mr. John Rose，後者是汪文恂老師。
左：作者主持電視節目，教初中社會科。不是第一次出鏡，所以沒有怯場。右：作者與 Ronald Price 合影。
香港大學文學院早在1916年便已開設教育系，供有志當教師的學生選修；1939年更進一步開辦為大學畢業生而設的一年制教育文憑課程，培訓各科中學教師。
香港大學文學院早在1916年便已開設教育系，供有志當教師的學生選修；1939年更進一步開辦為大學畢業生而設的一年制教育文憑課程，培訓各科中學教師。
我入職之後半年，明原堂開幕。十周年堂慶之後半年，我離職他去。我本來就不準備長期任職舍監，計劃中是五至十年。這時離開，應是最理想不過的了。
最令我難忘的是吳國平的演講和示範。他先簡單介紹催眠術的性質和用途，跟着請所有願意接受催眠的站出來。他先讓我們閉上眼睛，然後用緩慢而又低沉的聲音向我們說……
我在1970—71年度開始，每星期六中午以油印的方式出版一份通訊，請工友派到每一個宿生的房內，目的是盡快讓所有宿生知道我想些什麼、準備做些什麼和做了些什麼。
港大宿舍一項傳統大型活動，是在大酒店舉行「周年大舞會」。它在我當上舍監之後三年就自自然然地從明原堂消失了。明原堂是港大第一間揚棄這傳統活動的宿舍。這種舞會它只辦了三次，之後便停止了。
一天，一位家在新界、環境欠佳的宿生來見我，問我可否讓他免費在宿舍住兩個星期，以便為學生會辦一點事。我躊躇了一會兒，說：「讓我想個辦法吧。」我替他把宿費付了。此事只有協助我的文書梁世鈞知道。
這些元老大多是醫科 （也有建築科）的男生。他們在大學就讀的年期長達五年，其他科目的只是三年。這讓他們覺得自己是其他宿生的大哥，因此應有較高的地位，進而不自覺地養成驕氣，舉止也隨之高傲起來，自以為高人一等。
此事雖已了結，餘波還在蕩漾。五月下旬：有一晚，一個舍監布告箱不翼而飛了；另一晚，我的門牌被拆，毀了；又一晚，十餘隻生雞蛋從窗外飛進了我的客廳。
在玩新生的風氣消失之際，如果沒有一套令人滿意的迎新活動來取代它的位置，使新生迅速對宿舍產生歸屬感，形成一種「宿舍精神」﹙Hall Spirit﹚，人們便會感到失落，宿舍便會變成一盤散沙。
70年代，明原堂的氣氛，因收生標準，拉闊了它跟其他宿舍在作風上的距離，彼此之間因而產生了隔膜和誤解。幸好，後來因全部住宿舍堂收生標準統一，差距開始收窄了，明原堂「與眾不同」的現象，也逐漸減弱了。
1966年夏天，儀禮堂和梅舍因受豪雨影響，以致局部倒塌，無法繼續運作。後來，倫敦會又因故停辦馬禮遜堂，大學於是重修儀禮堂和梅舍，並把它們和盧迦堂連接起來，成立一所由這四間歷史最悠久的宿舍組成的新宿舍，名之為 Old Halls，中文叫明原堂。
我藉機查詢有關黑名單的問題，所得答案是：事過情遷，過了七年，自然「洗底」。可不知我當時的「底」何來：因參加過學友社？因支持學運？因去過共產主義國家？
1970年前後，香港的青年人，承繼了60年代在中學成立文社的風氣，熱衷於出版關注社會和政治的刊物。《伴侶》、《七十年代》、《70年代》、《生活》、《盤古》等雜誌，紛紛找我來當保證人，他們的要求，我全部沒有拒絕。這時，我大概已受到香港政府政治部的注視了。
1968年10月，政府出版了《中文科教學研究委員會報告書》。我閱後很有意見，想寫篇文章，作個評論。跟文匯談起，他鼓勵我寫，並以《學苑》主編的名義向我邀稿。文章在11月中刊登後，掀起了一場茶杯裏的風波。
2012年1月26日清晨，收到郭校長病危的消息，馬上趕去將軍澳醫院，見他最後一面。稍後，治喪小組要求鮑永耀和我分別以英文和中文寫一篇悼詞……
1968年，經過先一年的左派暴動後，教育署呼籲全港的學校都盡可能在暑假期間為學生組織一些課外活動，以免他們無所事事，在街上游蕩。校長的反應積極，着我負起統籌之責。
拔萃一向都被視為一所非常英國化的英文中學：學校只重英文、學生忽視中文。施校長上任後，便想方設法去扭轉形勢；郭校長接棒後，也不遺餘力地推展新猷。他曾先後向兆傑和官銳提出，要求搞一齣中文話劇，但最後都沒有結果。
1963年11月一個晚上，我在閱讀李相勗的《課外活動》時，忽發奇想：拔萃應有一份學生報。想到這，我霍然而起，立即更衣，開車回校，找兆傑商討大計……
象棋是我的興趣和強項，而一向負責這項活動的許老師又剛巧離職，所以我入職不久便主動負起這方面的工作，致力強化象棋會的活動。
拔萃很重視課外活動。初期我只負責乒乓球活動和當綠社的助理導師。開課不久，我當選為香港校際乒乓球比賽小組的秘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