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香港貧富差距一直以來都十分巨大。然而，單憑一份報告提供的數字，就說香港貧富懸殊愈見嚴重，似乎有欠缺批判思維。或許，我們首先要提出的問題是，這些報告數字究竟從何而來？
在歐盟今天的體制下，她們如何才能維持長期的財政穩定性，因而能保持大一統的局面？她們沒有如美國聯邦政府般能號令天下的盟主，頂多能夠有德法般經濟實力較強的國家。德國正是要扮演大阿哥角色，監管各國看其有無犯規。不過，這些大阿哥實力又不足以使其成為盟主，大家隨時可不聽她們指揮，希臘不再搞緊縮，又想賴債，正是這些問題的具體體現。既有希臘在先，我們怎可保證其他國家將來不會也這樣做？歐盟及歐羅區的困局，可能會沒完沒了。
我不知道27位泛民議員誰相信哪一套理論。但第三種理論涉及政客利益，而不單止是理念，所以我認為更加有解釋力。 但世事如棋，我們又怎知沒有四個或以上的人會更相信第二套理論？若有，政改便可通過。若否，則香港社會與經濟，還要面對長時間動盪。
內地股市自2007年底泡沫爆破後，一直低迷不振，股民大感悲戚，但自去年中開始，卻突然發威，從7月22日至今年1月28日，上證指數上升了59％，其間不少升幅，更是在最近短短兩個月才出現，從11月19日至1月28日，當中雖經歷過短綫的大幅波動，但總升幅也達到35％。若要判斷未來內地股市的走勢，我們先要明白過去幾年它浮沉的因由。
更快解決人口老化的方法，是輸入人才，不用自己慢慢訓練。《人口政策》中有詳細討論幾種輸入人才的途徑，並有把這些途徑放寬一點的意圖。在全球化的條件下，掌握不同技能的人才要有足夠的流動性，各自移居到他們能發揮所長的地方才能最大地提高生產力。
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紀財富論》我去年6月16日已發表過評論（〈評《二十一世紀財富論》〉），但一直模糊地感到尚有一關鍵的要害觀念未有清楚的掌握到，這對一個事事都要圖個明白的人會造成一定的困擾，不搞清它便睡不安寢……
搞民主便要相信人民。我與鄭赤琰教授曾建議使用強制性投票或鼓勵性全民投票，以增加投票率。香港有500多萬合資格選民，但只有300多萬有登記，而在立法會選舉中有真正投票的不足200萬，投票率只及有資格者的三分之一左右，如此低的投票率問題叢生，其中一樣便是只要小量的人選用策略性投票，選舉結果也會大受影響。投票人若足夠多，例如接近全民投票，操控便更難出現。
房屋問題是香港最重要的深層次社會矛盾之一。細讀《長遠房屋策略》文件，可窺見另一更深層次但少人注意的矛盾⋯⋯
原油價格近日急跌，從去年6月初高位的每桶102.53美元跌至12月中的57.49 美元，共下挫了44%，不可謂不慘烈。近25年來，只有90年代初海灣戰爭後約四成的跌幅與此相若，但今回尚比不上金融海嘯後67%的跌幅。上兩次急挫的原因與今天的不同。海灣戰爭發生時，油價先因戰亂而短暫急升，美國勝利後隨即回降，油價重復前貌；金融海嘯那次，則是因經濟衰退，原油需求減少，所以油價急劇調整；現在的則與需求無甚關係，主要是供應增加及可能是價格戰所致。
從1997至2013年，20至24歲有全職工作的年輕人，收入中位數從9,000元升至10,500元，升幅16.7％，25至29歲的，由11,000元升至13,000元，增幅18.2％，全部年齡工作人口收入的增幅卻有45％。從這些數據可知，年輕人名義收入的增幅低於社會中其他年齡的人。我們也不要忘記，同一時段物價上升了25％，這意味着今天年輕人的實質收入比起1997年時還有所不如。
佔領運動擾攘近兩年，曾經有過風光的時候，但現在已踏入兵敗如山倒的地步，將來支持者能否「輸人不輸陣」，挽回一點顏面，主要取決於博弈雙方哪一面犯的錯誤更大。為什麼佔領運動會落得如此局面？佔領的各方主事人究竟犯了什麼錯誤？這些錯誤起碼有三個層面，即客觀驗證的失敗、策略上的失誤、道德上的崩壞，每一錯誤均足以致命，何況三錯齊發？
佔領運動是一場大規模的博弈，對弈的一方是雙學（學聯、學民思潮）及背後一大堆意見並不統一的策劃者及來路不明的其他參與者，另一方是特區政府及後面的中央政府。要分析此種爭鬥性的博弈，讀讀《孫子》這一天下奇書，必有宏效。《孫子》中的冷靜思維顯然是從第一手的生死存亡鬥爭中總結出來的智慧，比西方的博弈論更見深刻。
根據人口普查與其他數據得出的對香港生產函數估算，上市公司3500億元的損失可算出總體經濟大約會有超過1.1 萬億元的損失。假設香港的 GDP 未來30年的實質年增長率由政府預計的平均2.8%跌至2.7%，即下降0.1個百分點，而實質折現率是2%的話（香港 i-Bonds 顯示，實質折現率可以是零），未來30年累積的 GDP 跌幅的折現值便正好稍超過1.1萬億元。這數字從3500億元的佔領運動造成的損失下限中推算出來，我也只能把 GDP 增長率0.1% 的跌幅視作下限。0.1% 看似很小，很多人都會認為太過樂觀，但這已是佔領運動者所不知道又完全無法承擔的損失了。
2007年時中央為什麼同意香港在2017年可以有普選？中國經濟發展速度驚人，中產階級大量增加，將來對民主的訴求必會強烈。但什麼形式的民主適合中國？答案卻無先例可援。按照中國近30多年發展策略的思維，搞特區、摸着石頭過河的路徑，會被認為較為可行。容許香港出現普選，對其中出現的問題加以觀察並想出對應之道，並把可能浮現出來的弊病局限在一小塊地方，不致影響全國，一發不可收拾，而若普選帶來良好效果的話，則其他地方可逐漸推廣，這些盤算，符合中國的利益。現在香港出現的亂局，正可被視為需要總結的經驗。
我們不難觀察到，40歲以上的人士，屬意反佔中的居多，40歲以下的則未必如此。
香港18歲以上的人口中，約63％在40歲或以上，37％是40歲或以下。據說註冊選民中，有七成是40歲以上，但因註冊人數將來可能有大改變，我還是喜歡根據整體人口的年齡群去預測將來選舉結果。
從上述的人口數字可知，支持佔中的政客很可能在2016年的選舉中失票，泛民能當議員的整體人數會有萎縮。
多個星期前在網上聽到一個出身基層的內地女孩在演講比賽中的演說。這位現在是北大研究生的女孩說，根據資料，大約每六至七名像她這般出身的人才有一人可以打破障礙，在社會中上升到新的階梯，但她認為這絕不應成為接受命運不思進取的藉口。若不努力，永不會成功；若不放棄，起碼有成功的機會。
香港政府今年曾估計未來30年香港GDP的平均年增長率是2.8％。我們姑且認為香港經濟會受到佔領運動的影響而「轉勢」，但我們不妨「樂觀」地假設這個勢轉得不大，經濟的長期平均增長率只下跌0.1％，亦即由2.8％下降至2.7％。我們知道今年香港GDP大約2萬2千億，假若以後的實質增長從2.8％跌至2.7％，那麼在30年內的總實質損失是多大？
現在的佔領運動持續下去，其效益存疑，但社會代價愈來愈大。更有甚者，社會已然更加撕裂。我以前撰文曾說，民主制度就算是最好的制度，在撕裂的社會也難以發揮功效。繼續佔領造成更大撕裂，又再破壞民主的落實及參與者的安全，應否繼續下去，答案已寫在牆上。
香港的佔領運動雖也有個別參與者甚有公德心，肯替別人檢拾垃圾等的義舉，但這卻無法洗脫它為其他港人帶來損失所應負起的責任，無此責任承擔，精神上便有如奧遜所說的「流寇」，民主容易變質為劣質民主，不可不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