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大當家」的政治考量，也許不是很多老百姓能了解。如今新加坡人身處國泰民安的舒適環境裏，重新審視這段歷史，會同意李光耀說：「我承認這是損失，但這是無法不付出的代價，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我們必須盡量認真思考聯合執政的可能空間，其中相對多數和關鍵少數的共融共治觀念，可以提供探討此一話題的切入點。換言之，相對大黨不能以政治優勢自居，畢竟需要聯合其他政黨，才可取得較廣泛的民間支持；小黨亦不以自身力弱，放棄參與政治的母體，循共議途徑最終仍可逐步實現政黨的影響力。
民主制度能有效運作的首要條件，是公眾有知情權。香港在保障公民知情權的工作，原地踏步了20年，落後於全球90個國家。
在當前的香港政改問題上，泛民政黨和人士太受自己所設的「真假普選」的簡單二分法所蒙蔽，而漠視了世界所有國家在建立民主制度時，都有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和不同的模式。即使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議比較保守，但由500多萬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特首，比起由1,200提名委員會成員選出的辦法是一大飛躍，是邁向民主的一大步，而且一旦有了特首普選，只會推動歷史繼續向更民主的方向走。這不是一個十分明顯的道理嗎？
香港的所謂「邊界」，只是源於港英殖民地時期香港與內地的分界，繼而成為「一國兩制」下香港特區與內地的分界，又怎可能成為所謂「香港民族」的「邊界」？香港人只不過是比內地同胞更早、更長時間和更廣泛地受西方和全球化的影響而已。無論是從種族、歷史、文化、地域、價值等方面看，我們都脫離不開中華文化和近代／現代中國發展的深刻影響和薰陶。
非常落力批判港大法律學院的媒體，有一套只有他們自己才通得過的邏輯推理：佔中是外國勢力圍堵中國的一着，戴耀廷是敵人；而陳文敏既然屬於泛民陣營、屬於反對派，必然是在背後支撐戴耀廷；從而可以斷定，法律學院已經成為反對派的基地；因此 RAE 的結果，剛好方便地可以作為法律學院不務正業的佐證；罪魁禍首，就是當院長的陳文敏；而假如他當了副校長，港大就變成民主派當權；說不定是英國人校長的陰謀一着。有沒有想過……
光陰接荐，轉瞬又過冬陽，乙未年立春在望，瞻望來年運程，是否有所轉機，此亦為大眾之期望，今從乙未年立春日之五行生尅變化研究，希望能得窺端倪，以告讀者。
Google 一下就出來了，何必花時間去讀書呢？手機世代多半會這麼想。但學問、思想、智慧都不只是信息，而是包涵了深層的道德、理念和哲學對個體生命及人類整體生活的價值，我們需要這些從內部來塑造我們的人格、精神，加深我們觀察及思考事物的廣度和深度。如果我們沒有這樣的基本功，我們也無從識辨互聯網網上信息的好壞真偽，更遑論對社會、政治現實正確的觀察。
香港的這次被外國傳媒稱為雨傘革命或雨傘運動，其中一個特點，是資訊科技造成的虛擬力量。這種力量不只造時勢，也造就手機世代成為英雄；不只傳播消息，也令討論都失去了實事求是的理性；不只動員，也使運動一步步陷入失控…….
中華自由貿易區的構思現已逐漸成為現實。首先，北京已先後於2003年與港、澳特區政府簽署 CEPA。又與台灣於2010年簽訂了 ECFA。如港、澳能與台灣再簽訂 FTA 的協議，則中華自由貿易區於焉形成。
近20年來，中國一方面在內部積極推動經濟體制的改革和深化發展，另一方面在經濟體制上更加開放與國際化，以便更好地與世界接軌。中國除了積極參與世界貿易組織推動的多邊經濟自由化談判，亦在世貿框架下推動中華經濟區的經濟整合。此外，中國亦在中華經濟區以外的亞太地區尋求或推動多邊或雙邊自由貿易區的簽訂。
卓南生教授說：「比如當初我在大英圖書館，花了兩年時間亂翻報紙，當中有時一連幾個月毫無收穫，整天被挫敗感籠罩，那種日子非常難受。但是突然有一天就出現了轉機，機緣巧合之下我有幸被破例允許到大英圖書館未公開的藏報庫中，找到了《循環日報》創刊初期五個月的原件。」卓教授淡淡地表示：「這些發現看來似乎是偶然，但其實是長期探究與耕耘的必然。」
1895年1月，《香港華字日報》報館起火，創刊以來經年累積的舊報存刊，悉數焚毀。此後數十年，因為史料奇缺，這份近代中文報業發展史上極為重要的報紙，其早期歷史便一直雲霧迷朦，面目模糊，甚至連報館後人也理不清自家身世。1923年，該報籌備60周年紀念刊，將創刊年份確定為1864年。事後證明，該報擺了大烏龍，把生日提前了八年之久。
從去年8月，法新社已經停止派任何記者進入敘利亞叛軍控制的地區。記者在叛軍控制區不再受歡迎，作為目擊者，他們見證當地民眾的苦難；卻成為襲擊目標，或者勒索贖金的商品。法新社總是在如何讓呈現給公眾一手的新聞和如何保證記者的安全之間掙扎，考慮到受害者的尊嚴，以及避免再有人成為恐怖分子宣傳的工具，這就是為什麼法新社不再接受特約記者來自敘利亞的圖片和視頻。
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任何民主運動都不是一次抗爭便成功。爭取民心較藉長期堵塞道路向政府施壓，孰輕孰重，只要冷靜思考，結論顯而易見。保住佔領成果，主動走出佔領區向市民大眾講解何謂真普選，就影響部分市民的生計及權益道歉，以至分析民主與民生的關係等，可能少了一份佔領的激情和浪漫，卻多了一層細水長流的踏實和責任。
在人大決定下，我們仍可設計一個有足夠競爭力的普選，不過在社會嚴重撕裂的情況下，對政改三人組的諮詢結果也難有公信力，是以我們倡議成立一個有認受性的獨立委員會，其工作過程不易受政府左右，較容易凝聚社會共識，其報告也容易獲得社會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