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出得思考「中國性」的問題是怎樣產生出來的？一如「香港性」、「台南性」或「日本性」。在我們當下生活的語境裏，它是否一種必須的身份策略？
德．維特之死，正正是從文明回歸野蠻，才智約化為動物之軀，英明驟降為渣滓的沉重表現。
南非自然是生機處處，但大自然的非道德性情，孕育得快，消滅也凶。
不知道為什麼名人如凱特絲蓓、安東尼布爾丹和麥昆皆選擇上吊了結生命，這種死亡的方式，喻示由璀璨走至絕望。原來美好的經歷只在享用，不能儲藏成活着的力量。
狂舞的不應只是年輕的軀體，格鬥中勝者為王，殲霸者也不分上代下代。罪惡只有一種，即那些對肉身自暴自棄的人。
死亡使所有人都變得謙卑與寬容。俱往矣！這份提醒來自盡心盡性的人生，因而至為深刻。
性別與暴力，依然涉及久存的、根源的性別意識形態。
一個陶人從繪畫轉向了陶藝。他如是說：「在畫布上繪畫，就這樣了。但泥塑卻得先有許多準備，組織與步驟。」陶人的身份，低調又驕傲。
母語或中文教學在香港並不曾達到過一致的共識，更莫說以廣東話授課，其中複雜的心理，跟殖民地的職場或對畢業後工作前景的憂慮不無關係。
最近閱讀內地作家徐則臣的小說《王城如海》，還有台灣作家阮慶岳的小說《黃昏的故鄉》。兩本小說，兩地生活的理想與實況，兩種情調。
現實的香港，不分青紅皂白，政治話題濫用，語無倫次，雙重標準，思覺失調，顛倒是非。
母親節將至，我們向天下的母親致敬。正在哺乳的母親大都容光煥發，睡眠雖然永遠不足，肩酸背痛，但那份履行自己認為該做的理分以及嬰兒帶來的滿足，蓋過了一切付出。
最近閱讀兩本內地小說，時而以人物或角色分配帶導敍述，時而以事件如一樁親事補充情節，效果顯著，手法清新，題材是另類或後文革的傷痕文學。
誰真正擁有誰的身體？生命在，主體在；生命止，遺體便淪為被安排之物，或被供奉膜拜，或被偷取唾棄。
「我要食餐好」是一句香港人經常掛在嘴邊的說話，足見「食」在港人的生活中佔有重要的位置。三年前，方敏兒以「食」作為主題，邀請了六位藝術家參與這個充滿本地味道的展覽計劃。
學生運動的年代，以緘默作支持的是父母，譴責的也是父母。學生強烈批評成年人的世界一敗塗地，聽者則在猜疑：「他們的父母往哪裏去了？」
紅氈上的浮誇，跟電影裏的辛酸與卑微相映成趣，唯一是增加了電影作品的疏離感，以及所謂「夢工場」的虛幻魅力。
黃淑琪的《可以居》，給西貢白沙澳注回活力，是本地一個上佳的藝術嘗試，拓闊了創作的領域，於媒體交結中想像生活的多樣可能，並展示了新穎的藝術可居的方式。
真理有兩種，第一種屬可量化、客觀的，我們稱為「外延真理」；第二種屬不可量化，只能透過「修行」來印證內涵或境界，我們稱為「內延真理」。
大學的學術自由包括師生有權表達他們的意見、保護研究結論、評估教師的教學表現，甚至教學人員受到嚴重指控時，可呈示反指控的證據。
近期看了好幾齣令人動容的電影，再驚覺電影的力量，思考自己看電影最想要的是什麼，是什麼才可得到持久的滿足。但要達到目的，還得先要學習寬容、體察與聰明。
自然風景的探索，以及居住感觸，歷來是文藝創作的靈感來源。島的孤立與連結，也可作為文藝的隱喻。而本土地貌特色之一，正是離島眾多。
一整天舞蹈作品研討會，眾嘉賓都十分投入，向本地的舞蹈工作者加以肯定，亦同意作品要與評論並行。
狗年來臨，正好說狗的一些故事。西方人視狗為寵物，中國人視狗為兇殘，古代甲骨文更沒有「狗」字。
辛丹斯電影節的選片，大多數是低成本的獨立製作，創作動機主要在以新穎的電影手法訴說故事。
一部機器，如果沒使用過，就容易損壞；一個人，如果沒鍛煉勞動，就容易衰老。
不少人聽聞某套電影是「爛片」時會卻步，但2003年被喻為美國電影史上神級爛片的《瘟室》（The Room），被觀眾當成喜劇。最近更有電影敘述當年男主角的心路歷程，模仿電影的經典情節。
跳舞者沒有地方跳，身體衰老得不能跳時，只要精神不滅，照樣跳！
丹麥有一個藝術館採用一熱一冷的桑拿制，熱那邊是較為人熟悉的現代藝術家，冷那邊有待認識的當代藝術家。桑拿制就是要滿足欣賞者，能看到意想不到的東西，引起他們共鳴，使人駐足。
電影《慾望鬱金香》（Tulip Fever）有別於一般情慾電影，女性的慾望不會狂瀉或過剩，而是會正常化和道德量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