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前的「佔領大學」事件仍然為社會留下大量影像記憶，之於學界較深刻的可能是中學校長進入佔領區營救孩子。最初入校園是為救己校學生，後來變成拯救一般中學生和校友，過程細節已留在當時的報章傳媒報道。
當前社會上有種說法，把幾個月來的騷動歸因於年輕人，「年輕就是犯罪」，甚至指執法者專門針對年輕人。也有另一種說法，騷動出現後把社會的上一代人與下一代人對立起來；所以失去的不是一代人，而是兩代人！
這個設定，在大腦帶來幸福感，連結人與人。它能讓浪子回頭，也能讓台商回流，但台灣社會正因畸形選舉文化，漸漸失去它。
逃犯修訂觸礁的主要原因，不是政府解說不足（雖然這是事實），而是市民不相信特區政府可以向中央說不，而他們也不相信內地的司法制度能夠給予被移交的港人一個公平及有人權保障的審訊。
批評我們的人，不管是老闆、客戶、老公、老婆，聽到辯解的反應是：你不聆聽、你不虛心、你不受教。辯解，很少會達到我們原本希望它達到的效果。
香港今天最基本的問題不是土地，而是不信任。更準確的說法是，今天大多數年輕人不信任政府。
這次芬蘭之旅，有一點讓香港老師無不讚歎，就是在芬蘭學校中看到的信任。我們相信，信任是建基於他們的文化對人的尊重，對小孩作為個體的尊重。
曾是上班族的我，退休之後才發現：「四十幾歲養成的這些習慣，幫助我成長茁壯。」——佐々木常夫
一個企業的發展過程中，會有很多的爭吵和矛盾，但到最後還是因為互相之間的了解和支持，可能吵完架後第二天又和好，又開始繼續該幹什麼幹什麼。所以我覺得信任感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