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建公少年即從宿儒盧湘父，修習經史詞章之學。1906年畢業於新會師範學堂，1912年於澳門創立德華學校，1927年於香港設建邦學校。課餘精研書法，篆隸真草皆擅長，譽滿書壇。
中國主流壟斷的報紙在發行量增多時，加上專業的廣告公司運作，廣告收益必定非常可觀，必賺無疑。關鍵只是利益如何切割？放權讓民營企業做試點運營會有多久？是否值得引入外資？
60年代沒有免費強迫教育，很多私校（學店）唯利是圖，規定每月3天內繳清學費，否則欠交學費的學生會在課堂上被「唱名」。如果家中有兩個孩子讀書，家長實在吃不消，《華僑日報》助學金就成為他們的救命草。
80年前聖誕節香港淪陷於日敵，香港進入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日子，大多數香港人挨飢抵餓、朝不保夕。另一方面，日佔政府為了粉飾昇平麻痺人心，開動宣傳機器鼓動娛樂消遣行業盡速復業。
日軍未犯港之前，香港報紙老闆答應港英政府若香港發生戰爭，中西報紙絕不停刊。後來戰爭持續惡化，報紙陸續停刊，淪陷前幾天，大部分報館已關門大吉，剩下《華僑日報》。
曾幾何時，香港的「小報」數量多如繁星，它們之中有些閃爍生輝，有些稍縱即逝，沒有留下痕跡。其實，小報在香港報業史上佔很重要地位，可惜至今缺乏有關香港小報的學術研究，遑論要寫一部香港小報史。
王心帆的《粵劇藝壇感舊錄》內容豐富，相信可與麥嘯霞《廣東戲劇史略》等戲曲專著，產生互補、互見、拼合或比較的作用，為粵劇史編撰工作或粵劇研究工作，提供更多有用的材料。
香港資深行山領隊陳溢晃對筆者言，吳灞陵、黃佩佳的「庸社」可說是香港本地遊的鼻祖，後來者只是發揚光大而已。
歷史文物不止珍貴的書籍，還有報紙。今天的報刊僅有數十，但回想香港當年，曾有過千份報紙在本地發行。不少報界翹楚紛紛寫下他們的見證。
從1986年6月起，中、葡兩國開始就解決澳門問題進行談判，澳門居民愈來愈關心時事和政治、社會發展，致使中文報刊的銷量隨而大增。
香港各界人士雖然對日本流行事物和飲食文化等十分熱衷，而於日本報業和出版情況則所知甚少。本文擬據零星的文獻和記載闡明戰前和戰時日本人與香港報業的關係，冀能為港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填補一些空白。
《華僑日報》創刊於1925年，1995年停刊，橫跨70載歲月，並且是本地第一份每日出版的日報，在日據時期亦持續印行，詳細地記載了香港社會的變遷。
江啟明：「我主張理性和感情並行，左右腦都要用到，左右腦都要平衡。我的理念是繪畫要數據化，這不是科學家說的數據，是將感性加入理性。」
荷李活道的名稱，顯然帶有不少神秘色彩。不但對於所欲紀念者到底是何許人所知不多，就連以此命名所欲何事亦知之有限。坊間更不乏按字面推斷之說，甚至指是因當年該處生長了不少冬青樹（Holly）之故。
早於1960年，位於荷李活道的《華僑日報》報館，曾被多齣電影借用作外景場地，包括《蘇絲黄的世界》、《胭脂扣》等。現今原址已拆卸重建，令人感觸。
1948年7月共產黨掌控《星島》編輯部後，《星島》政治態度愈來愈左傾，引起國民黨震怒，但卻改變不了事實，唯有不斷向港英政府投訴。
以《華僑日報》70年的報業歷史和報紙內容為線索，探討華人社會的現代化歷程，是很重要和有意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