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除了想影響海外的言論，還有很多方法操控國內對香港社會運動的言論。中國用港獨去形容社會運動的事。另外反對港獨的人都會被視為英雄。
在任何情況下看到社交媒體發生的事，留意誰發表的，能否找到源頭，源頭是否可靠，以及發表時間。留意在社交媒體新聞的回應。如果是假新聞，就會有人留言提醒大家不要信。如果覺得資訊有懷疑，不要傳出去。
莫乃光憂慮，近期香港政府做很多網上言論打壓。立法打擊網上言論後，可能還會過濾網站，留名實名制，完完全全變了內地的防火長城。
練乙錚認為香港2047問題國際化解決方式，就是採用瑞士模式，否則內部解決的可能性和代價可能很嚴重，或會爆發一場勝負難以預估的內戰。今次「反送中」事件看到的矛盾衝突，足以構成一次內戰。
時事評論員練乙錚覺得市民除了五大訴求以外，從法律的途徑追究賠償。而賠償的責任應由林鄭和意見提供者以私人的身份負起。他提議國際仲裁，五大訴求的合理性，還有賠償的問題，應該在國際上爭取承認。
中國表面上不是一黨制，因為除了共產黨外，還有其他沒有實權的小政黨。所以中國實際上是一黨制，是一種意識形態引導、運動頻繁的政治體制。國體變成黨國。共產黨領導一切，最後變成領袖統治。
周保松認為，香港過去有很多自由，但我們的政治自由受到限制。政治自由不是可有可無，而是在所有自由中最根本的。政治自由在眾多自由中排得較高的位置。如果香港沒有民主，所有享用的自由都是脆弱的。
根據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系教授程美寶博士研究，粵語是城市之聲。香港的聲音來自省城白話西關音。省城白話，相對於「鄉音」的粵語。廣州與香港有相同的音聲和韻律。
潘源良表示，當香港人還在懷舊八九十年代的黃金時代，現在龜兔賽跑已經接近勢均力敵的局面，香港可以說「水浸眼眉」。因為亞洲其他地方的文化紛紛起飛。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是中國唯一一個角落仍然可以唱歌紀念六四。我們仍然可以講「時代那麼壞」，我想在內地不能隨便說這句話。
田北俊指出，過去的營商環境流行「幫忙文化」，不少港商在國內營商都有跟國內人士互相「幫忙」，以加快買地等程序的運作，不少商家擔心修例後會被翻舊帳。有追溯權的話，70至80年代的「幫忙文化」就會當成賄賂。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文敏表示，處理逃犯方法很多，只是政府有沒有魄力和意願去做。當有13萬人上街的時候，幾乎是反23條後最大型的遊行，政府要聽民意。民意的擔心，無論合理與否，政府有責任釋除市民的疑惑。
郭榮鏗議員相信政府修改《逃犯條例》根本不是為了台灣殺人案，其實是別有居心，肯定的是，內地人員到香港執法更為容易。
一國兩制下一國先行，我們不可以討論和通過運動來爭取、保護我們的制度，這就是釋法所造成的問題。作為這個社會的一分子，作為律師，這是我看到對法治最大的威脅。
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包致金法官認為在相互指責、指控、反對指控當中，一項事實尤其鮮明：不論責任誰屬，香港民主進程已經停滯，急需重啟民主發展。這無異於一國兩制的成功處於危急關頭。
梁文道認為，香港沒有一種高度政治化、規範化的身份認同教育，而像香港的一個「身份不排隊」的地方，實是全球少有。
耶魯大學人類學系教授蕭鳳霞表示，開放、包容、自由是香港精神，香港不但是跨地域的想像，而且為不同人種提供了不同的空間。
近年有些事件，比如母語事件、法庭拍照事件，都挑起社會不少人的神經。我們擔心我們一直珍惜的制度，珍惜的文化，以及香港的特色被無法抵擋的大波浪衝擊。
葉建源議員認為我們身處於變化急速的時代，很多人感到焦慮，教育界也不例外。所以他提出一些建議改變現狀。
廖思銘先生認為另類教育並不是一個特別的東西，而是一塊鏡子問我們自己，主流的教育制度有什麼不足之處。
陳惜姿認為2012年國民教育未能獨立成科後，它並不會消失，會以不同的形式出現，融入在中文、音樂、常識等科目。
李雪英校長認為香港的教育體制是變了，但政府心目中的辦學思維是沒變的。2000年教育局提出的教改計劃，最終失敗收場，就是一個好例子。
程介明教授認為社會變了、世界亂了、科技暴發，教育是職業訓練的概念，其實已經過時，所以我們需要不一樣的教育。
中共人士不斷重覆這個說法，特區有沒有一個官員出來維護我們一國兩制應得的高度自治權？
1985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一刻，我們這一代人是可以離開的。但為何不走？是否對前途樂觀？不是。
可惜還有很多港人未明白這些變化如何影響他們和下一代，或者我們要更努力喚醒這群人士。
民主自決是一種權利，1997年，為什麼香港人不能自決自己的命運呢？
如果緊張的關係繼續，我們無法基於互信精神，達成一個解決上述和其他問題的共識，那如何讓一國兩制走下去？
林太必須勇敢地擔負起重啟政改這項艱巨的任務，否則政府管治的質素只會繼續下降。
法治精神、三權分立這一類討論，反映了那個地方的政治體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