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博物館的常客，早就聽過丁新豹的名字，那時，他還是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
2008年，看了他主編的《香港歷史散步》，才知道他經常「帶團」，遊覽香港的歷史古蹟。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漫步街頭之餘，可學習歷史，正是歷史散步的意義。探索學問的道路，也可作如是觀。
正式認識他，卻在2011年。
那一年，適逢辛亥革命100周年，為了紀念這場轟轟烈烈的革命活動，三聯書店以「走進清未革命現場」為主題，邀請丁新豹精心策劃了一系列的考察路線，並親自擔任隨團導師。這系列的文化遊，共分四條路線，主要是追隨孫中山先生的步伐，從他的出生地中山開始，到廣州、武漢，然後是上海、南京，遠及北京、天津。
正值復活節假期，為了尋訪孫中山的足跡，我參加了路線一：「中山．珠海」。隨着丁新豹，我們走進中山故居紀念館、陸皓東故居……
猶記得，路上怒放的紅棉，熱烈地燃燒着，將整片天空染得火紅。
丁新豹是著名學者，專研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等地的歷史，而且是說故事的能手，他莊諧並重，雅俗共冶一爐，故廣受歡迎。「文化遊」的資料這邊廂剛上網，那邊廂便告額滿，可見他的「粉絲」眾多，想當「豹粉」，也不容易。
自退休後，除擔任「文化遊」的導師外，他還研究歷史、寫書，在中大歷史系任客席教授，而且經常作公開演講，甚至會親身帶隊遊香港、說故事。此外，又不時為公務員培訓處當講座嘉賓，講香港的街道與歷史、「一帶一路的歷史」……
他人緣極好，而且來者不拒，故忙得不可開交。
早就想訪問丁新豹，他也答應了，但「檔期」難求。
踏進2018年，終於約到這位「大忙人」做專訪。
就在1月18日這天的下午，坐在香港公園的樂茶軒內，鳳凰單欉的香氣氤氳着，我們邊喝茶、邊聊天……那天的樂茶軒非常熱鬧，竟碰到了軒主葉榮枝先生。
緣結藝術復何求
丁新豹1974年畢業於香港大學，隨即留在母校念碩士、兼任助教。1977年，他曾到香港藝術館做了九個月的臨時工。完成碩士論文後，在1978年9月，他進了慕光書院任教，他很感激當時的校長杜學魁先生聘請他，但只當了三個月老師，他便接到藝術館的聘書。
他在大學念中文系時，曾修讀美術考古，中國繪畫、雕塑、陶瓷、青銅器等藝術，讓他大開眼界，於是決定加入博物館工作。
「我投考了藝術館三次，最後才成功入選。最有趣的是與自己師兄弟爭，頭一次輸給師兄，第二次輸給師弟……」他毫不諱言。
原來面試的過程全用英語，頗具挑戰性，不單要辨認一幅畫，出自誰的手筆，一眼要認出某人風格之餘，還要道出風格的傳承……此外，還要就一件最冷門的器物，如青銅器，考驗眼力識見，說出那是什麼。
皇天不負苦心人，他考了三次，終於成功。「但接到聘書後，我感到很猶豫，因為正在教書，後來終於決定，朝個人的興趣發展。」丁新豹笑着說。
他還記得，1979年1月2日正式到藝術館上班，擔任助理館長。
藝術館當時還在大會堂高座，辦事處在九樓，畫廊則設於十、十一樓，展品大部份都是書畫、陶瓷、青銅器等。他們做展覽，主要分為中國及西洋藝術兩大類，丁新豹被分配到「中國藝術」部分，主要負責「歷史繪畫」。
那些年，中國人對於「歷史繪畫」的研究，幾乎等於零，他一頭栽進去做研究，做得不亦樂乎。
歷史繪畫乃十八、十九世紀，外國人或中國人所畫的，畫中呈現的大多是當時廣州、澳門、香港等商埠的情境。
「我研究歷史繪畫，逐漸對珠三角地區的近代史產生興趣，便着手探討香港開埠初期，華人南遷來港的社會。」怪不得，他後來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正是1841-1870年間香港早期的華人社會。
在丁新豹眼中，「畫」也成了研究歷史的工具。
「從藝術作品中，可發掘到很多歷史資料，例如畫中題跋，已提供不少史料。」丁新豹指出，清代廣州名家如嶺南畫派的居巢、居廉等，他們的作品，跟歷史繪畫，亦不無暗合之處。
「中國藝術的歷史成分較重，畫中帶有時代的烙印，例如揚州八家──清乾隆年間寓居江蘇揚州的八位畫家，他們了解民間疾苦，不默守前人陳規，破格創新，抒發真情實感，風格與晚明小品十分相近。」丁新豹分析精到，愈說愈詳細。
在文學方面，明中葉流行「臺閣體」，但晚明的公安派卻主張「重性靈、貴獨創」，崇尚素樸自然，作品清新俊逸。晚明文人追尋創意和個性，而江南文人的園林設計，亦主張順應自然、師法自然，重視「創新」，注重園林的空間感，強調天人合一，與畫家的藝術取向，亦相當一致。
「明末清初『八大山人』朱耷，他的作品亦多寄託，反映時代脈膊，滲出歷史氣息。又如陳洪綬，他以畫人物見稱，風格古拙，被譽為『十七世紀藝術家中最具個人獨特風格的第一人』……」他娓娓道來，如數家珍。
談到陶瓷藝術，亦與歷史多所聯繫，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特色和風格。五大名窯「定汝官哥鈞」中，丁新豹最欣賞的，是北宋的汝窰──「雨過天青雲破處，這般顏色作將來」，凡對陶瓷有一點點研究的人，對這句話肯定不陌生。
「我們讀中國文學，亦會涉及歷史，以及儒、釋、道等哲學思想，卻一直忽略了重要一環──美術。中國藝術反映了哲學、文學，亦帶出歷史背景。古代的畫家，大部分是文學家，例如蘇軾，詩詞文俱佳，書畫亦精。中國文人的文學與美術修養，是分不開的。」丁新豹念的是中文系，讀過文、史、哲，還有美術考古，他認為這幾項範疇拼合在一起，就是「文化」的整體！
在這段期間，令他印象最深刻的展覽有兩個。其一是荷蘭代爾夫特瓷器展覽。荷蘭的瓷器與中國有很深的淵源，十六世紀末，代爾夫特的陶瓷業者，開始仿造中國式青花瓷，經改良後，發展出獨具一格的「藍瓷」（Delft Blue），顏色以藍白為主，一直被視為荷蘭的國寶，對後來歐洲陶藝的發展影響甚大。
另一是「拉斐爾前派」的繪畫，由英國伯明翰藝術館借出展品，是十九世紀寫實主義的作品，作品的文學性甚濃，大多數作品的內容，源自莎士比亞、但丁、坦尼森等名家之作，以詩意的方式寫實。
從邊疆到香港地
一直以來，丁新豹對邊疆民族都有濃厚興趣，他的碩士論文寫的正是《拓跋族漢化新探》。他認為胡人漢化，是為了要統治漢人。
「我們往往以漢人的視角看歷史，強調胡人的漢化，從而忽略了漢人也會吸納不少胡人的文化和生活習尚，例如『胡床』、『胡坐』的引進，便徹底改變了漢人席地而坐的習慣。此外，西方技術如製糖、製玻璃、醫藥的引入，亦提升了漢人的生活水平，胡樂、胡舞、胡樂器、繪畫技法、佛教造像的輸入，亦豐富了漢人的文化生活。漢、胡之間，農業民族與草原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根本一直就存在着。」論及胡化、漢化問題，他明確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對於華南史、香港史的興趣，丁新豹早在研究歷史繪畫，已開始萌芽、滋長。
他寫博士論文時，主題便轉移到香港本土的研究──《香港早期的華人社會：1841-1870》，「我寫的是十九世紀的香港華人，參考了新加坡學者研究華人社會的書，研究那段時期，內地人來到香港後，如何settle down？」他笑着說。
香港社會的華人，跟南洋社會的華人有所不同，廣州人佔絕大多數。早在1843年，香港已禁絕「三合會」。港英政府與清政府之間，彷彿已有某種默契；而南洋，則遲至十九世紀末，才宣布「三合會」是非法的。
自1860年北京條約之後，中國開放了多個港口，而清政府亦要求在馬來亞及新加坡等地設立領事館。而在香港，雖然英國外交部己同意，但由於殖民地部門的堅決反對，於是拒絕清政府在香港設立領事之要求。
事實上，東華三院自1870年成立以來，就一直扮演了「中國領事」的角色，處理華人的事務，還肩負了醫療、教育的責任，堅守安老、扶幼、導青等承諾。丁新豹曾著《善與人同：與香港同步成長的東華三院（1870-1997）》一書，寫的就是東華三院發展的歷史。
鑑古知今說歷史
丁新豹在藝術博物館工作了九年，至1988年才被調往香港歷史博物館。
香港歷史博物館在1987年成立，最初的館址設於尖沙咀星光邨。九二、九三年之際，才搬到現時九龍公園九龍探知館的位置。當時，他策畫了第一個「香港故事」展覽，「那只是個『袖珍版』而已。」他輕描淡寫地說。
「80年代已與內地有很多合作，要不時北上洽談，『六四』時，我身在上海，正與『上博』的負責人商談『良渚文化展覽』的細節……最後滯留了好幾天，才乘坐『上海號』輪船回到香港。」談及往事，他亦感慨萬千。
1990年，香港藝術館在尖沙咀開幕，步進新紀元。
1995年，立法局通過建造新的歷史博物館，三年後，新館在尖東啟用。
「香港故事」的展覽是他得意之作──「哎！我做『香港故事』，可謂嘔心瀝血……」他說「香港故事館」的設計師是法裔加拿大籍人，平實中可見其創意。
「香港歷史博物館，重點當然是介紹香港發展的歷史，但這與華南史又息息相關，還要旁及鄰近的廣東、廣西、福建、江西、湖南……」箇中甘苦，真是難以逐一細說。
1995年，他當上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
「從1996到2001，是我最辛苦的幾年，新館相繼成立，2000年的『香港海防博物館』，接着，便要開始籌建『孫中山紀念館』。」
丁新豹在任內，策展甚多，每逢策劃一個展覽，他就研究一個新的歷史課題。展覽之中，最難忘的主要有兩個。
其中一個是2003年的「學海無涯」。展覽以七個不同主題，扼要地講述近代中國留學生的發展史，此外，更重點介紹了多位出類拔萃、家傳戶曉的中國留學生，包括留美的容閎、詹天佑、胡適、楊振寧；留法的徐悲鴻、周恩來；留英的徐志摩、朱自清、錢鍾書；留日的魯迅，以及留學多國，曾在香港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的陳寅恪等。
可惜這個展覽叫好不叫座，可能與宣傳不足有關。
第二個是2004年的「秋獵懷遠」，透過承德避暑山莊珍貴的文物及實物，讓觀眾可從展覽中窺探清代軍事、宗教、外交及宮廷的生活面貌。為了推廣這個展覽，他們辦了一個「問答比賽」，而且得到了「金至尊」贊助，首創政府機構與商業團體合作的先河。
談到孫中山紀念館，丁新豹說：「在2000年，市政局最後一次會議中，議員陳財喜提出建議，成立此館，而且獲得通過。」當時，最傷腦筋的是找地方建館，結果政府看中了「甘棠第」，由當時的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拍板，斥資購入，成為理想的館址。
由於孫中山是國父，地位崇高，眾皆敬仰，結果全線『開綠燈』，不到幾年，便創立了，「這是一個奇蹟！」丁新豹說起來，仍眉飛色舞。
為了蒐集相關的資料，丁新豹曾到倫敦，在一處名為Welcome Trust的基金會內，找到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的老師康德黎所捐出的遺物。文物之一，就是孫中山的畢業試卷。他猶記得，將試卷捧在手中的感覺，他嘆道：「有點疑幻似真……怎能想像，有一天會拿着國父孫中山，一個偉人的試卷？真的很震撼！」丁新豹說起往事，恍如墜入歷史的塵網中。
每個展覽都是一個歷史課題，也可以說是一個成果。
孫中山紀念館於2006年12月12日開幕，2006年底，丁新豹退下來，自言是功成身退。
臨別秋波，在2006年的6月，歷史博物館與英國國家足球博物館合辦大型的「足球」展覽，與市民回顧足球的歷史。他自承「Timing不好，展覽在世界盃前舉辦最好，卻安排在曲終人散後，看的人不多，真可惜！」眾所周知，丁新豹熱愛足球，如今說起來，他的臉上，仍流露出惋惜之情。
情繫教育不言休
退休，只是換了一個平台而已。
「退休後的生活更充實，我不想投閒置散、浪費生命。」丁新豹暫釘截鐵地說。
他不時遨遊四方，到處去探索歷史，著書立說，還在中大當客席教授，教「香港史」、「博物館學」。除歷史系的學生之外，旁聽者大不乏人，我也是座上客。
此外，他亦有帶隊作墳場導賞。說起墳場，他興致勃勃地說：「多年來，往墳場蹓躂是我的業餘興趣，起初只集中於跑馬地……」後來，他的足跡遍及港島、九龍與新界。「每個墳場都有一段歷史，而香港的墳場，其內容的豐富，出乎一般人想像之外。」
我也曾隨團，跟着他參觀過香港墳場、薄扶林墳場、猶太墳場……還有專為歐亞混血兒而設的昭遠墳場。不管是烈日當空，還是群蚊狂叮，只見他忘我地游走於一排排的墓碑間，逐一講解死者生前的故事。「在香港的墳場裏，不難找到中國近代重大歷史事件的見證，也有與世界歷史息息相關的……」
雖置身墳場，卻仿如坐在課室內聽故事、學歷史，好充實！
他認為行墳場最大的樂趣，就是有所發現，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荃灣華人永遠墳場，他「找到了唐滌生、余東旋，以及『獨腳將軍』陳策的墓。陳策當年跟孫中山搞革命，打過日本仔，跟香港息息相關……」
就在2011年，他將香港與辛亥革命有關人物的墳場資料加以整理，編成《香江有幸埋忠骨：長眠香港與辛亥革命有關的人物》，那是一部極好看的書。
退休超過十年，他愈活愈精彩，已出版了九本書，《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於2014年底面世。「香港從來是踏進中國的橋頭堡，外國人在香港其實都不是為了香港，而是為了中國這個龐大市場。」他認為研究「非我族裔」，可以更加明白香港在歷史上擔任的角色，同時也令他憂心香港未來的發展。
這本書出版後，近幾年來，他忙得不亦樂乎，完全沒空坐下來寫書。大部分時間，他都花在遊覽參觀方面。談及「文化遊」，他「鬼馬」一笑，說「其實十多年前，我已不時帶隊北上參觀，帶外國人遊中國……」
退休之後，他外訪之地愈來愈多，從東南亞到中亞；從南、北韓到日本；從印尼到緬甸；從內蒙古到外蒙古……
提到近年的導賞團，他告訴我──「去年暑假，領着一群來自20多所中學的學生，到中亞烏茲別克去，全程八天，教我至今難忘。」
他們乘飛機到哈撒克的阿拉木圖，先參觀了東正教大教堂，然後轉機往烏茲別克的首都塔什干，然後開展行程。塔什干之後是撒馬爾罕、布哈拉。
他仍記得在布哈拉的晚上，大家圍在一起交流分享──談讀書、說就業、討論人生……
「這個團，除了帶這群學生，走進中亞的世界，認識了伊斯蘭的文明，令他們了解到傳媒對信奉伊斯蘭教國家的報導並不全面，還讓他們知道『喜歡歷史，不是孤獨的』。」他們的世界，從此變得不一樣。
「大家秉燭夜話、觀星星、看日出……好浪漫，彷彿回到了學生時代。」談到這次參觀活動、這班年輕人，丁老師眼神流露出來的滿足，好有感染力。
除了中學生，他也帶過理工的師生，以及中學老師，往廣州、泉州等地考察。他認為，當這樣的隨團導師，推動歷史教育，更有意義。
他深信歷史不但是知識，也能建構自己的身份認同。
從藝術談到歷史，從歷史談到教育……離開樂茶軒時，天色已昏暗下來。
步出香港公園，穿過太古廣場，走到金鐘的地鐵站，正是繁忙時間，下班的人潮湧現，走在人流中，我想到，香港在百多年前，只不過是個小小的漁村而已。
記得丁新豹說過：「在歷史上，我看到很多城市的沒落，沒有一個城市可以恆久不變，它的興起和發達，是基於某些主觀和客觀因素，待這些因素消失了，那個城市自然就會沒落。」
「如果有一天，香港變了馬賽、利物浦、威尼斯，毫不出奇。」他如是說。
一點都不奇怪，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