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育美夢的政客和空想家,常以天堂美景愚惑信眾。文學家筆下的仙樂更令人遐想,例如唐代詩人白居易(772—846)〈長恨歌〉:「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渺間。……其中綽約多仙子」;又云:「仙樂風飄處處聞」。再如宋代詞人李清照(1084—1156?)的〈漁家傲.記夢〉:「天接雲濤連曉霧,星河欲轉千帆舞。」
一.說情欲引力 祭酒美女郎
法國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查理.傅立葉(Charles Fowrier, 1772—1837),以「情慾引力」建立社會主義樂園的吸引力。
《傅立葉選集》收入他對社會主義協調制度的論述,他說:「佳餚和情慾結構」是協調制度的一部分,稱「每一個人的幸福在於滿足他的情慾」;在「情慾引力」中,有「實現友愛美德和令人類慰藉的祭酒女郎」。
150年前(1867.9.14)出版《資本論》第1卷的馬克思(1818—1883)、100年前主導俄羅斯十月革命的列寧(1870—1924),也描寫過共產主義天堂。
但是,沒有階級、剝削和貨幣消失的「各取所需」共產主義天堂並未到來。英國作家奧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的《1984》,描寫蘇聯如同希特勒統治時的德國,是充斥謊言的極權、恐怖社會。
二.探歷史悲劇 憂捲土重來
西方媒體近日仍熱議十月革命的歷史教訓。德國之聲發表〈十月革命為中國帶來了什麼〉、〈普京與十月革命〉;《紐約時報》較早前的署名文章,則討論共產主義是否捲土重來?
《紐約時報》文What’s Left of Communism(共產主義還未完結)(註1),由蘇聯史專家David Priestland撰寫,他是英國牛津大學歷史學教授,The Red Flag:A History of Communism(紅旗:共產主義的歷史)是他的專業代表作。作者的署名文章指出,包括西方的社會,不可能回到有五年計劃和古拉格(勞改營)的共產主義時代,「列寧已死,舊的共產主義或許已死」,但社會不公平現象仍存在,有些人因此想到是否再有「共產主義浪潮」。
貧富懸殊、社會不公平,令不少年輕人迷信社會主義可以解決社會危機,而他們對暴力社會主義和十月革命歷史了解不多,這是思考型知識分子有憂患意識的一個原因。
美國官方在11月上旬宣布,定11月7日為「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日」(National Day for the Victims of Communism)。這也是關乎讓年輕一代了解歷史真相、毋忘歷史悲劇。
三.老共也走資 緩解飢餓困
十月革命後的百年歷史,並未顯現資本主義滅亡、社會主義勝利的「必然性」。相反的,自「蘇東波」(1990—1991)以來,受十月革命影響而建立的共產政權大都崩潰,只剩下5個「老共」(老牌共產政權)。
在「老共」中,中共在1980年代的經濟體制改革,借助資本主義發展生產力的辦法和來自資本主義社會(香港、台灣、日本等及西方國家)的資金,解救了社會主義貧窮,首先讓農民靠包產到戶(所謂資本主義尾巴)緩解飢餓之困(註2),並逐步發展經濟,成就了全球第二經濟體的地位。
與此同時,解體的東歐共產集團,凡是走向自由經濟之路(西歐化)的國家,特別是波蘭、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原蘇聯波羅的海加盟共和國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不僅人民享有過去沒有的自由權,經濟也有可觀的發展,在全球經濟自由、新聞自由、廉政等方面的排名都較高(波羅的海三國處於原東歐「老共」的領先地位),把現在的5個「老共」比下去,反證資本主義制度未必腐朽甚至走向滅亡。
四.一黨集權制 家長一言堂
蘇俄和蘇聯歷經列寧、斯大林兩朝(分別於1917—1924、1924—1953在位),不僅發展、鞏固了本國的「一黨領導」體制,還對外擴張。二戰後在東歐建立了8個共產國家(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東德、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也使亞洲的中、朝、蒙、越、柬、老撾和美洲的古巴等,成為共產國家。這是列寧十月革命和斯大林主義對全球的重大影響。
斯大林後(註3)的赫魯曉夫(1953—1964當權),有過「解凍」之舉,變通斯大林的一些僵化教條,批判他的專權和個人主義,提出全民黨和全民國家觀。他被上逼下台後,勃列日涅夫當權(1964—1982),又回到斯大林老路;後來的戈爾巴喬夫(1985—1991當權)有「新思維」改革,亦未改變無產階級的本質,十月革命和「一黨領導」體制弊端的沉澱多。斯大林模式不僅令蘇聯和東歐共產集團陷入困境而解體,也在5個「老共」留下弊端的沉澱物。
蘇共模式的政治弊端之一,是保留了沙皇君主專制的許多機制,也未消除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流氓無產者的習氣(如狠鬥、殘暴、侵佔狂、流氓味),形成並加劇「一黨領導」體制的個人集權,執政黨在國家、法律之上,領袖在黨之上,導致一言堂式的家長制。
這種極度集權的體制,排拒黨內民主,亦不讓人民享有真正的自由、平等、民主權利。
美國學者瓦特‧莫斯(Walter G. Moss)的《俄國史》(A History of Russia),稱斯大林的集權統治,衍生1930年代的肅反大清黨等政治運動,形成恐怖社會。
所謂肅反運動,是專權者以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之名,誣陷迫害、清除異己的黨內鬥爭(註4)。上海官方出版物《辭海》詞條「蘇聯肅反運動」透露,1930年代,被捕者數百萬,被殺者數十萬,蘇共中央委員會70%成員、軍隊50%以上中高級軍官被清洗(註5)。
北京研究蘇共史的一位學者據解密檔案的數據指出:1934年產生的蘇共十七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被處死者98人,佔70%;15個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中,被清洗、處決和自殺者8人,超過53%(註6)。黨外的群眾蒙冤被殺、在「古拉格」(勞改營)被折磨致死者,數量更加大。
五.煽個人崇拜 行階級專政
弊端之二,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即執政黨專政。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論,源自列寧的《國家與革命》(1917寫,1918出版)。
在《國家與革命》,列寧說:「國家是特殊的強力組織,是用來鎮壓某一階級的暴力組織」,「不與任何人分掌……政權」(註7);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他有一句「暴力名言」:「專政是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
蘇共的《蘇聯共產黨歷史》(1960),在前言、結語都強調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聲稱「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的領導力量」。蘇共和「兄弟黨」的歷史,突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社會遠離法治之道,法律只是政治丫環。
弊端之三,是個人崇拜的造神,使領袖成為無所不能、權力不受制約的神。造神和愚民政策,大大壓縮言論空間,亦使社會缺乏獨立思考的空間。
這些弊端並不因蘇聯解體而消失,在一些「老共」,弊端的流毒仍然擴大。
註1,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70228/whats-left-of-communism/dual/
註2,丁望:李克強說飢餓 開路條去討飯,http://www.celebritiespress.com.hk/01140320.htm
註3,賀名慧:蘇共中央最高領導者名錄,http://www.celebritiespress.com.hk/99130621.htm
註4,丁望:蘇共家長制與高層權力鬥爭,http://www.celebritiespress.com.hk/99130620.htm
註5,《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普及版,頁1625。
註6,肖楓:要全面冷靜地分析和看待「史達林熱」,愛思想網,http://www.aisixiang.com/data/91788.html
註7,《列寧選集》(人民出版社,北京),1965,第3卷頁182、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