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屆港區人大代表選舉將於下月19日舉行，報名將於本周五（11月24日）開始，有意參選的正在厲兵秣馬，爭取更多的提名票以搶頭功。 現屆人大代表5年前選出，由52名候選人角逐36個席位，相信隨着人大代表的認受性提高，參與競選的人數將會比上屆增加。但是否會由於競爭更加激烈而導致知識界候選人更加不利？若然，這將不利於化解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矛盾。
港區人大代表的作用
港區人大代表的功能與作用，一直處於十分尷尬的狀態。回歸前他們還會對港英政府有所批評，回歸以後對特區政府沒有監督的權力，究竟應該如何起到參政議政的功能，相信難有定論，本文也不準備在這方面探討。然而，港區人大代表是全國人大代表，他們站在全國的利益去考慮問題，對如何促進內地與香港之間的溝通，從全國的角度觀察香港問題並提出意見與建議所能起到的作用，這應該是毫無爭議的。
目前香港與內地之間麻煩不斷，港區人大代表的作用將會更形突出，以人大常委會審議將《國歌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議案為例，除了范徐麗泰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身份參與會議外，葉國謙也以代表身份獲邀列席會議。他在跟內地與香港代表之間的溝通方面，有豐富的經驗和能力，對於上情下達和下情上達都起到無可替代的作用。
來自知識界人數銳減
港區人大代表當中，絕大部分來自商界、政界、知識界。商界代表工商利益的角色十分清晰，毋須贅言。回歸以後政界的代表人數不斷增加，這跟香港政治問題愈來愈突出，政界組織也出現多元化，所以代表人數攀升也是十分自然。中聯辦官員兼任人大代表的人數沒有增加，唯獨來自知識界的人數逐屆銳減，這個問題應該引起關注。
附表數據是本文作者按照代表的身份做出的統計，必須註明的是，人大代表往往都頭戴多頂帽子，如何歸類都會引起不同意見。田北辰是典型商人，但他在政界的活躍程度遠遠大於商界，其發言也多涉政治事務，所以歸類為政界。其他有商人身份而又是立法會議員的，一律歸為政界。至於知識界，本文的定義是來自大學或者專業界，當中也有雙重身份的，比如廖長江是大律師，但他是立法會建制派的「班長」，所以歸為政界。
選舉結構性處下風
本屆只剩下6名知識界的代表──林順潮、馬豪輝、黃玉山、楊耀忠、雷添良及劉佩瓊，他們分別是3名大學教授、1名教聯會會長、1名律師和1名會計師。人數銳減是由於前一屆（2008年）的3名大學教授吳清輝、曹宏威和梁秉中，以及兩名專業界的何鍾泰和溫嘉旋退下火線，而沒有得到相同界別候選人的補充。
這一屆的6名知識界代表當中，劉佩瓊和楊耀忠可能會因為年齡原因退出，還會有更多來自知識界的人參選嗎？即使有，知識界候選人存在結構性的不利因素，因為在1989人的選舉會議當中，構成複雜，重疊的部分相當多，但僅僅只代表知識界而沒有其他身份的成員，比例上不高，在選舉中相對於商界和政界而處於下風，就成了結構性問題。
知識界能代表各方聲音 人數理應增加
教育界代表在香港立法會還有爭取教師利益的使命與義務，但知識界代表由於本身沒有既得利益，在全國利益上，香港的教師利益並非他們的考慮角度。專業界代表亦如是，他們可能是律師或者會計師，維護的是整個商業運作秩序，並非某個界別的利益。而知識界代表所接觸到的是學生、家長、各行各業的投資者與從業員，代表能夠充分了解他們的想法，代表他們向全國人大會議反映訴求，也會秉公為之而不用單單顧全某一界別的利益。知識界代表的人數應該增加，在36名代表的比例上應該提升，也是應有之義。
中共十九大產生的最高管治班子──政治局常委會，7名常委當中，王滬寧當選最能反映「新時代」的特點。過去常委都必須具備管理大省份的經歷，繼而是在中央部門任職的經驗，從來沒有過像王滬寧這樣只憑知識與學養，能夠從大格局中有獨到眼光、總結能力和表達技巧，就能夠升任核心管治班子的成員。王滬寧的當選，或許可以對港區人大代表選舉中有所啟示。
香港目前面臨的問題，從成因上看是複雜的，從形成的時間上看是橫跨回歸前後的，是政治、文化、經濟等等因素交織而成。某個界別的代表從單一界別出發所形成的意見與建議，即使是如何的真知灼見，未必可能有整體的大格局角度。知識界的代表，則有可能比較客觀和從長遠利益出發。
由此觀之，港區人大代表的構成比例，應該增加知識界的代表。「新時代」的選舉會議成員，也應該從全局角度考慮你們的投票意向，為港人福祉行使神聖的任務。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