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成重要歷史材料

實藤惠秀最為人稱道的拓荒業績是撰述《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一書。書中使用大量第一手資料,包括留日學生的日記、書信、著譯書刊、口述史料,以及中日文公私檔案文牘等,詳述1896年至1937年間留學日本運動的緣起和演變、留日學生就讀學校種類及課程,被譽為研究19世紀末至20世紀前葉中日關係的重要參考書之一,且被認為對開拓多方面的專題研究,深具啟發作用。
實藤又是個「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學者。繼美國尼克遜總統訪華之後,1972年9月日本田中角榮首相訪華,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日友好成為事實。眼見夙願已嘗,實藤加額慶賀之餘,擔心日本人善忘歷史,於是趕忙整理材料,編寫《日中非友好歷史》,1973年1月由東京朝日新聞社隆重出版。
 

《日中非友好歷史》 記錄侵華史實

 
這本400多頁的大書,綜述近百年日本侵華和辱華的事實,又從早年留日學生的回憶錄、日記、書信等,抄錄留日學生在日本受欺凌壓迫的辛酸事蹟。最後從數十種日本報章、期刊、專著等,抄錄當時著名的「支那通」如市村瓚次郎、桑原隲藏、內藤湖南等言論,揭露他們是如何誤解中國,如何誤導日本民眾的。實藤趕忙編寫這部大書並非存心唱反調,而是強調「如果不認清非友好的歷史,如果不徹底剷除非友好的根源,真正的友好不會來臨。」為了警示世人不要得意忘形,不要滿足於田中訪華帶來的喜悅,實藤如此這般鋪陳日本對中國的非友好史實,在日本也算是拓荒的工作。
 
實藤惠秀題簽:《日中非友好歷史》(東京:朝日新聞社,1973年)
實藤惠秀題簽:《日中非友好歷史》(東京:朝日新聞社,1973年)
 
實藤惠秀最為人稱道的拓荒業績是撰述《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一書。這本大書由東京黑潮出版社在1960年出版。這是實藤呈交早稻田大學的博士學位論文的修訂本。林啟彥和我共撰的〈譯序〉這樣評介這本書:
 
《留日史》使用大量第一手資料,包括留日學生的日記、書信、著譯書刊、口述史料,以及中日文公私檔案文牘等,詳述1896年至1937年間留學日本運動的緣起和演變、留日學生就讀學校種類及課程,亦論及清末以來留日學界的種種政治組織和活動,又另立專章詳細探討留日學生對中國近代思想、政治、教育、文學、語言、翻譯、出版事業等方面的貢獻和影響。此書不但取材廣博,立論亦頗平實客觀,故面世以來,備受國際學術界的重視,被譽為研究19世紀末至20世紀前葉中日關係的重要參考書之一,且被認為對開拓多方面的專題研究,深具啟發作用。
 
直到今天,我相信上述評介是公允中肯的。
 
實藤惠秀著《中國人留學日本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封面
實藤惠秀著《中國人留學日本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封面
 

《留日史》為後世留下重要文獻

 
我要補充的是:這部大著是實藤用了至少24年寫成的。早在1936年11月,實藤便在《日華學報》發表了《中國人留學日本史稿》首章,接着從1937年1月至1938年12月,分11期在《日華學報》連載。 1939年3月,由《日華學報》在東京結集出版《中國人留學日本史稿》;不過,這是非賣品,不公開發行。 
 
這本非賣品的學術書雖然在戰時出版,也引起一些中國學者的注意。北京大學張銘三教授曾選譯本書一些章節,分兩期在《中國留日同學會季刊》發表。張銘三教授又翻譯了實藤戰時發表的連載長文「留日學生史談」,以「留日學生史話」為題,刊載北京《日本研究》月刊。此外,實藤關於留日史和中日文化交流的評介,也被其他中國學者爭相翻譯出版。
 
值得注意的是實藤在1939年出版《史稿》後,不斷加以修訂和增補。 1960年出版的《留日史》增訂版,「不但揚棄了《史稿》中不少偏激和主觀的論點,更把《史稿》中原佔極大篇幅的留日運動發展史內容濃縮成為一章,又補充不少戰後新見資料,另立章節探討與留日運動有密切關係的歷史課題。該書經改寫後,使讀者對留日運動的歷史及其時代意義有更明確的認識。新著顯示實藤先生的匠心與造詣,均已超邁往昔。」 
 
之後實藤還繼續修訂和增補,1970年出版該書的增補版,使內容更加充實豐富。1984年8月下旬,我去東京探候實藤時,當時他的健康大不如前,因而對我提出兩項要求:希望我繼續他兩項未完未了的工作:整理「大河內文書」和繼續增補《留日史》。幾個月後,實藤因病辭世。慚愧的是迄今我還未能達成他的願望。我不厭其詳追蹤《留日史》的撰述經歷,就是為了反映「作者鍥而不捨的治學精神及其對學術的誠摯態度。」
 
黃遵憲題《日本雜事詩最初稿塚》的拓本。
黃遵憲題《日本雜事詩最初稿塚》的拓本。
 

整理「大河內文書」  成罕有參考資料

 
實藤惠秀另一項令人矚目的拓荒工作,就是發現和整理「大河內文書」——一座研究清末(明治)時期中日文人交往的寶庫。大約在1930年代末期,正當日本軍國主義瘋狂侵略中國的時候,雖然日本國內物資匱乏,思想操控嚴格,實藤在日本埼玉縣的平林寺發現了大河內輝聲(1848-1882)與清朝駐日公使及其隨員的筆談遺稿。大河內是江戶時代上野國高崎藩(8萬2千石)最後藩主,一位陶醉於儒家思想、崇尚中華文明、通曉漢詩漢文的日本貴人,經常與中國文人如黃遵憲等詩酒唱酬。
 
他們雖然不能用口語交談,興之所至,大家揮毫筆談不絕。筆談內容從日常飲食到女色、文學、哲理、時政等,無所不談,話語有時放蕩不羈,大家暢所欲言,不拘一格,因此字裡行間,透露大時代轉型期中日文人內心世界難得一見的亮麗風景。每次雅聚之後,大河內都把筆談記錄珍而重之,並託人裝裱,加以保存。後來交平林寺僧人託管。這些筆談遺稿的裝裱和保存,大河內的中國客人是毫不知情的。職是之故,這批筆談遺稿對於研究黃遵憲等中國人物,更具參考價值。
 
「大河內文書」由於是即興的筆談記錄,內容豐富,但是雜亂無章,分量龐大。1964年實藤在「大河內文書」中選擇一些筆談記錄,加上日語翻譯和註釋,出版了《大河內文書——明治日中文化人の交遊》一書,立馬引起學術界的注意。不久,新加坡學者鄭子瑜應邀去早稻田大學訪問,與實藤合作編校部分「大河內文書」,1968年由早大東洋文學研究會出版《黃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一書,為研究近代中日文化關係史提供十分難能可貴的參考材料。
 
近代中日文化關係研究的先行者:實藤惠秀系列之七
 
圖片:作者提供
 

譚汝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