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城大公共政策學系助理系主任兼高級特任講師張楚勇博士早前擔任「周末時事講堂──城大公共政策、政治、哲學公開講座系列」講者，以主題「認識時事、政治與哲學」，分享意見，內容豐富，本社將分五篇刊出，以饗讀者，第二篇演講內容如下：
三個不同的「六七」故事
以六七事件為例，究竟是暴動還是什麼？97之前，都是以暴動命名。我小時候的港英年代，人人都這麼說。因話語權在英人手上，及在對共產黨不友善的人手上，批評本地左派不對。但現在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由共產黨領導，對他們來說，尤其是對其支持者，便不同意是暴動。今年是六七50年，六七事件於五月發生，其中一套拍得很好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探討了當時的情況。但不久之前一次在中文大學播完這齣片後，一位來自內地的觀眾批評該片拍得偏頗，質疑為何叫暴動而不是事件？
除了《消失的檔案》外，下半年還有二部「唱好」六七的電影會出現。如大家進入《端傳媒》網址，有文章談及不同的六七版本。究竟什麼才是六七的故事，什麼才是真相？《消失的檔案》指出有人想改寫歷史，在這麼一件大事中，政府只有二十一秒的檔案記錄，官方只剩下很少資料，當中的資料全不見了，所以才令女導演下決心花了四年時間，去拍攝這記錄片。但立場不同的人，詮釋都會很不同。
對中國內地，以及香港親左派的人來說，六七是「反英抗暴」。香港主流到現在為止，相信大部分香港人的說法，都是六七暴動。這可讓大家想像一下2016年年初二的魚蛋革命，究竟是暴動還是革命？年輕人與警察發生這麼大的衝突，政府說根據法律的定義是暴動，但很多反政府人士認為暴動是抺黑的講法，他們抗議狼英政權。話語權通過媒體，究竟誰是誰非？似乎要提出一個有節有理，說得通的講法並不容易。
因發動六七而死去的人，這幾年開始公祭。在5月9日公祭中，他們稱死去的人為「烈士」。「烈士」是指當時被警察殺死的人，不論是被警察開槍打死、或在警署內死了出不來的，這都是發生過的事。那一班人究竟是烈士還是暴徒？正如孫中山先生在清朝時，對滿清政府來說一定是欽犯，但後來卻說成是國父，於是有葉劉淑儀在廿三條立法時的說法：什麼時候是叛國，什麼時候是開國元勳，要視乎人民的支持是否「波瀾壯闊」。
究竟六七死去的人是愛國，還是亂港？對發動六七的人來說，殖民主義是不對的，香港是帝國主義的產品，以炮艦政策強搶回來的，因此英國從來都是不對的。既然這麼多爭議，當中牽涉許多認識和判斷的問題，要認真處理一點也不容易。
專業報道新聞的初衷？
專業媒介本身有一套比較成熟的方式，去嘗試處理新聞和爭議。這當然不是唯一的一套，如早前《明報》訪問了前有線新聞部副總監馮德雄先生。本人認為他說得相當不錯，反映香港新聞界的專業水平。有線新聞部在行內被認為是做得比較好的。馮先生已離職，不在有線工作。那篇訪問很長，他說了三個相當好的重點。他說，首先我們要有個自由的環境，編輯自主，有空間，包括財力物力的支持，所以如果大家欣賞某些媒體，都需要支持，否則很容易倒閉。另一方面，很多時候，很多人都說要新聞工作者勇敢，要敢於批評，敢於監察。但馮德雄不認為應該是這樣，因為如果只是夠勇，很容易只會經常針對某一種論述。權力當然是需要我們保持一定的距離去審視，不可盡信權力同時也要警惕權力。但是，馮德雄解釋他們能夠做得好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初衷。初衷第一是慎重，第二是公平，因為既然是有爭議，既然你的大是可以是我的大非，既然平等與差別的爭拗那麼大，如果只講勇，是否足夠？
我記得有人批評過胡適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他們認為胡不懂科學，因為科學不理會是否大膽，與小心也沒有直接關係，關鍵是有沒有根據去提出科學的論證。做實驗，是否越愈大膽愈好？若只為大膽而大膽，很容易攪錯結果。馮德雄說，由於勇不勇不是最重要，批評與否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夠不夠小心慎重。在未清楚時，不要一下跳到結論，要證明事件的真確性是不容易的。慎重是十分重要，要有足夠的理據可讓你達致真相及準確的講法。當然，馮德雄還有第三點，就是要用心去打動人，你要有好的方法，去掌握令人覺得這是好的、動人的故事。這是在香港的做法，很多也是西方社會自由主義式的做法。
相反，你看毛澤東馬克思的看法很不同。以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中，強調黨對文藝的領導。最近一兩年習近平去內地的媒體，強調中國當局要媒體跟黨姓，意思是要為黨作宣傳及喉舌。對馬克思來說，背後有整套他認為是正確的哲學理論，解釋歷史的進程。我在這裏不能詳細談馬克思的哲學理論。但非常簡要地說，他相信唯物辨證法及歷史唯物主義能夠證明歷史的發展進程，靠的是下層建築的生產力及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互動來推動。所以，在西方，部落社會發展到封建社會，然後到資本主義社會，最後到無產階級社會。其中下層建築的權力生產關係，決定了上層建築，包括意識形態，即我們的思想。為何在香港我們覺得做醫生律師那麼重要？為何覺得賺錢那麼重要？這全是要鞏固下層建築，即生產力生產關係之間既得利益的權力分布，於是我們所謂的輿論及知識，都被馬克思認為是假意識。如我們要打破假意識，便要針對形成這些意識的體制去做功夫。資本主義的媒體必定是偏幫資本主義，為他們要維持下層建築的權力關係。因此媒體是服務既得利益者，全都靠不住。如果從馬克思角度看馮德雄的講法，其自由主義立場便不成立，因不可能有公平，說到底都是偏幫建制。這都是一些複雜深入的爭抝和看法。可見，對傳媒起碼有二套不同的看法，一套是自由開放，要公平專業，所以編輯的職責是要公道持平，另一套是馬克思的方式，為政治服務。
勇者無懼？
本人也在媒體工作了很久，到一些大是大非的問題時，如雨傘運動的發生，記者會站在那個立場？尤其現在出現了公民媒體的記者，他們經常批評警察。例如在運動期間，在警察前表明記者身份後仍受襲擊，但警察則批評他們是佔領鼓動者之一。
我在英國BBC工作時，發生六四事件。當時香港傳媒絕對是一面倒同情學生，而且不少參與其中。我認識的香港傳媒朋友中，曾親口對我說如何替民運人士帶東西下來和運送物資。這是參與者還是記者？
打仗的時候尤其明顯。如你是交戰國的記者該如何辦？當我在BBC第一次接受訓練時遇到的案例是，1982年，英國因福克蘭群島的主權，與阿根廷打仗。BBC是英國政府及人民資助成立的一個公營廣播機構，最後英國戰勝了那一場仗。BBC派了隨軍記者去報道，但BBC報道出來的結果，無論傷亡人數，戰艦的沉毀，戰事的情況與政府的口徑不一定一樣，令當時的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十分氣憤，認為BBC不愛國。但BBC表示記者的實地觀察，與政府的說法不同，尤其是打仗時出現很多假消息，或偏頗的消息。大家看過海灣戰爭便知道。當時伊拉克總統候賽因的新聞秘書，表示他們一路成功壓倒美軍，但一轉頭美軍便入城，首都巴格達淪陷。由於戴卓爾夫人政府對BBC的不滿，自己便成立一個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語廣播電台。當時BBC對外廣播有幾十種語言，包括西班牙語（南美洲大部分說西班牙語），其報道的所謂「事實」與政府不一定相同，因政府一定以政治立場為中心。 究竟哪個做法是對？
另一則我在BBC時令人深思的新聞是，當時南非還存在種族隔離政策，80%以上都是黑人，他們沒投票權，沒享有很多基本的權利。主導的是少數白人政府，因他們實施種族隔離政策。曼德拉領導下的非洲人國民大會，與白人政府對抗，於是發生了幾十年的慘烈衝突。其中一次大規模的集會中，反政府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大示威，政府當時以水炮摧淚氣打擊示威者，連報道的記者也受到牽連，摧淚彈就在記者身邊爆開，令他們咳嗽不停。其後BBC發現一個黑人被另一班黑人拿着斧頭追斬，在鏡頭面前活活被斬死。問題是，如果我們將當時的情景想像在香港發生，在香港發生的民主運動或雨傘運動出現類似的情況時，有一班人去追斬追殺出賣民主運動的人，過程是非法暴力，當時報道的記者應該幫哪一邊？還是繼續純粹客觀的報道？我相信以六四的經驗，在這些情況下，媒體保持不介入是十分困難，但介入便產生很多難題，如馮德雄所提及的，觀眾會否相信你的客觀性？擁有話語權的記者，會否為求目的而不擇手段？
因此，時事既然經常有爭議，爭議背後存在很多互相針對，甚至是互相衝突有矛盾的理念、理據。要真真正正認識這些問題，作出判斷，採取行動，希望世界更美好，一點也不容易。
「認識時事、政治與哲學」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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