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理論來自於新的現象，只有以常無的心態而不以現有理論為考察問題的出發點，深入理解出現在我國的新的社會經濟現象，才有可能提出真正能夠解釋我國現象的新理論及其一般意義。1994年我、蔡昉、李周所著，由上海三聯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的奇蹟》這本書在這個方向上邁出了第一步。此書出版後，被譯成日、俄、法、韓、越等國文字在海外出版，並且成了許多海外大學中國經濟課程的教科書。
諾獎得主極力推介
2007年我有幸獲得英國劍橋大學的邀請去做一年一度的馬歇爾講座。我利用這個機會以《中國的奇蹟》一書中建立的經濟體制內生於發展戰略的理論框架，提出了一系列可驗證的假說，並用二戰以來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數據對各個假說做了經驗檢驗。演講的內容後來整理成書以《經濟發展與轉型：思潮、戰略和自生能力》為標題，中文版由北大出版社出版，英文版則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總共有加里・貝克爾、羅伯特・福格爾、道格拉斯・諾斯、邁克・斯賓塞、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五位諾獎獲得者寫推薦序，創下了劍橋大學出版社的記錄。
2008年我到世界銀行擔任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行前根據我在北大以《中國的奇蹟》為教材的課程講義整理成《中國經濟專題》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2012年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翻譯出版了英文版，並改名為《解讀中國經濟》（Demystifying Chinese Economy），在國外獲得了很好的反響。詹姆斯・赫克曼、羅傑・邁爾森、埃德蒙・菲爾普等三位諾獎得主給予推薦。
2008年我到世界銀行工作後，利用這個機會把《中國的奇蹟》一書的分析框架進一步發展成《新結構經濟學》，總結了工業革命以來，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成敗經驗，從要素稟賦結構、比較優勢和企業自生能力出發，探討了經濟發展和轉型的本質，論證了市場和政府在經濟發展和轉型過程中各自的作用和邊界，提出了「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理論體系。2012年我在世行的工作結束前由世界銀行出版社出了《新結構經濟：反思經濟發展與政策的理論框架》；並以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框架，結合我在世行工作的經驗和訪問非洲等發展中國家的所思所見，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繁榮的求索：發展中經濟如何崛起》。此兩書出版後在國外獲得學界的好評。《新結構經濟學》獲得了邁克・斯賓塞和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兩位諾獎獲得者的推薦，《繁榮的求索》則獲得了喬治・阿克爾洛夫、羅伯特・福格爾和托馬斯・謝林三位諾獎得主的推薦。上述兩書的中文版則由北大出版社於2012年出版。
見證非洲走出貧窮
我國在開始改革開放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不及非洲國家平均數的三分之一，現在我國已經是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並正向高收入國家行列邁進。非洲國家在發展早期各項條件比我國好，自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政治上擺脫了西方的殖民統治開始追求自己國家的現代化，但是，在西方主流理論的指導下，經過將近三代人的努力，目前卻淪為世界上最為貧窮的大陸。非洲國家是檢驗總結於中國經驗的理論是否有一般意義的最好的地方。
在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任上，我開始向非洲國家介紹中國的經驗以及據此經驗總結出來的新結構經濟學，指出思路決定出路，強調一個發展中國家要擺脫貧困，實現穩定、快速、包容的發展，既要逐步建立起「有效的市場」制度，也要有「有為的政府」來動員資源，消除經濟發展、結構變遷過程中必然存在的各種瓶頸限制。為了檢驗這個理論和中國經驗的有效性，我在非洲最貧窮、缺乏資源又地處內陸的埃塞俄比亞做試點，向非洲國家政府介紹如何根據「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的戰略思維，集中有限資源和執行能力，辦好經濟特區和工業園區以一站式服務來克服現代產業在落後國家發展所必然面對的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的瓶頸，和如何根據自己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以及如何招商引資來加速產業的升級，由局部發展帶動全局發展，創造就業，消除貧困，實現持續、包容的增長。華堅鞋廠在埃塞俄比亞的快速成功為該思路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例證。
根據2010年我在世界銀行所主持的一項研究，埃塞俄比亞製鞋業的工資僅為中國製鞋業工資的八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約為越南製鞋業工資的一半，而其勞動生產率則為中國的70%，與越南幾乎一樣，埃塞俄比亞在勞動密集的製鞋產業具有比較優勢。但是，2010年，製鞋業在中國大約僱用了1900萬工人，在越南僱用了120萬工人，而埃塞俄比亞只有8000人。2011年3月我到埃塞俄比亞首都亞迪斯亞貝巴拜會了埃塞前總理梅萊斯・澤納維，向他滙報了這項研究發現，同時也介紹了中國的工資水平不斷上升有眾多製鞋廠有待遷往其他低收入國家，以及中國築巢引鳳、招商引資的經驗。受此啓發，梅萊斯總理於2011年8月來到深圳，邀請中國製鞋企業赴埃塞俄比亞投資。東莞的華堅集團，作為一家高端製鞋加工出口企業，於2011年10月造訪了亞的斯亞貝巴，發現當地工資成本上的優勢，於2012年1月在亞的斯亞貝巴附近由中國企業主辦的東方工業園開辦了一家鞋廠，僱用了550名埃塞俄比亞工人，到2012年底僱用的埃塞工人增加至2000名，公司在10月就開始盈利，當年讓埃塞的皮革業出口翻了一番。華堅在埃塞的成功改變了非洲國家的發展思路，也讓國際投資界改變了非洲國家不可能成為現代製造業加工出口基地的傳統看法：2013年埃塞政府在首都附近的博樂拉明鎮（Bole Lamin）設立了一個新工業園區，第一期22棟廠房，當年就被以經營鞋業和服裝加工出口的外商搶租一空。埃塞現已成為非洲吸引外商投資最為熱門的國家和經濟發展的明星。世界銀行也在今年破天荒地給埃塞政府提供了2.5億美元的貸款支持博樂拉明工業園區的第二、三期發展。
埃塞成功減貧
發展條件屬於最差的埃塞的成功也為其他非洲國家的減貧和發展提供了經驗、帶來了曙光，並引起了非洲國家對中國的發展經驗和來自於中國的發展理論的重視。2012年9月，盧旺達總統保羅・卡加梅訪問中國，為了和我討論如何將中國經驗應用於盧旺達的經濟發展，特地在中國多停留了兩天，以便等我從烏茲別克斯坦參加會議回來和他面談。2013年2月，我率領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的教授到坦桑尼亞訪問，坦桑尼亞的總統賈卡亞・基奎特邀請我擔任顧問，為新建立的工業園區出謀劃策。2014年1月，塞內加爾總統麥基・薩勒邀請我前去訪問，發表新結構經濟學的演講，並為表彰我對發展經濟學理論的反思和推動非洲國家經濟發展的貢獻，授予我國家功勳勳位高級騎士團司令勳章。2014年7月我訪問埃塞俄比亞時，新任總理海爾馬里亞姆・德薩萊尼給我頒獎表彰我對埃塞俄比亞經濟發展的貢獻。
自1901年嚴復翻譯出版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以來，當代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已有100多年的歷史。在這100多年裏，經濟學是我國社會科學教學和研究中的顯學，但是，我國經濟學家對當代經濟學的思潮和發展方向的影響還很有限。社會科學的理論在本質上是一個用來解釋社會現象的邏輯體系。解釋的現象愈重要，理論的影響就愈大。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重要國家的經濟現象並將之總結成理論的經濟學家，他們的成就愈容易被認為是世界級的成就。從18世紀工業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止，英國是世界上最大、最強的經濟，同時也是世界上經濟理論的研究中心，生長或生活在英國的經濟學家近水樓台先得月，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多出於此。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世界經濟的重心和經濟理論的研究中心逐漸轉移到美國，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也逐漸出自美國。我國只要沿着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建立有效的市場並發揮有為政府的作用，挖掘增長的潛力，我國成為世界最大、最有影響的經濟體已經指日可待，世界經濟理論的研究中心也很有可能轉移到中國來，21世紀很可能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理論的適用性決定於條件的相似性，發展中國家間有較為相同的條件、挑戰和機遇，來自於我國的理論創新不僅能夠較好地認識和解決我國的問題，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做出貢獻，也將會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有較好的參考借鑒價值，幫助他們擺脫長期以來的低收入、中等收入陷阱，實現習總書記所提出的「百花齊放春滿園」的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