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柏林圍牆倒下以來，全球化趨勢一直毀譽參半。支持者予以讚賞，認為近四份一世紀以來，各地廣現前所未見的繁榮景象，讓6億5,000萬人得以脫貧；然而反對者認為全球化帶來惡果，令發達國家的中、下階層工人，陷於收入增長放緩的困境。
象形圖表解讀的誤導
作為經濟政策圈中人，前世界銀行經濟師Branko Milanovic曾經提出名為象形圖表（Elephant Chart）的曲線圖，被認為極能印證反對者的主張。
從圖中曲線可見，1988至2008年期間，全球百份之一的首富階層收入激增，而之前發展較落後國家（以中國為主）的國民人均收入劇增，成為現今世界中產階層。
曲線亦顯示，在人數趨升的中產階層與百份之一首富階層之間，存在收入停滯不前的一群，亦即發達經濟體（如美國）的中、下階層。
雖然象形圖表準確標示全球首富階層與貧窮階層收入並升，但有關全球化令發達國家遭受不良影響而漸失世界領導地位的一般理解，只是被誤導了。
例如克魯明（Paul Krugman）就曾以這個圖表，提出全球化促進之前發展較落後國家經濟增長，但有損發達國家工人的利益，此論點被特朗普（Donald Trump）利用，作為標榜其美國為先的政治口號；如此立論，其實有所缺失。
圖1顯示全球人口中最窮困到最富有的百份位數組別，按Milanovic所用同一方法，檢視1988至2008年期間各百份位數組別的收入增長，象背部份代表中國後來居上之勢，數以億計人口生活水平得以大幅提升。
圖右的象鼻尖代表全球超級富豪（多屬發達國家），其財富增長更遠勝從前；圖左的象尾則代表全球最貧窮的一群（以非洲人口居多），其境況僅見略為改善；象鼻底部尖端則顯示發達國家（包括美國）的中、下階層收入停滯的現象。
沒明証顯示全球化加劇不均現象
世界貧窮國家中，一大部份人口收入激增，是Richard Baldwin教授在其新作The Great Convergence中所述關乎人方面的發展。他的論點是資訊科技革命令製造業（甚至部份服務業）得以將生產工序移往境外，利用發展較落後國家工資低廉的優勢，從而造福數以億計的貧困人口。
工序外判令發達國家中不少企業獲取厚利，但同時亦會令此等國家中部份工人失去工作。但由於外判產地工資低廉，進口產品售價下降，消費者亦人人受惠。整體而言，發達國家仍是得多於失。
話說回來，發達國家中並非所有企業均會把生產工序外判，也不是所有外判都能奏效。不少將生產工序留在原地的企業，基於科技日益進步，亦會削減較低技術職位，可見在發達國家中，較低技術職位日減，絕不能一概歸咎於全球化。
發達國家製造業職位日漸減少，有兩大因素：一、科技進步導致對低技術工人的需求減少；二、生產工序外判至低工資國家；曾對此兩種因素進行對比研究的經濟學者，發現外判工序的影響往往較低。
對整體世界而言，全球化趨勢在極短時期之內，就已大大減低全球經濟不均程度。但根本沒有明証顯示全球化令各發達國家的不均現象惡化。不過，仍有不少論者將象形圖表解讀為全球化有助發展較落後國家增長，卻賠上了發達國家中、下階層的利益。
如此解讀的謬誤，在於未有察覺1988至2008年期間正值全球多事之秋：除了蘇聯解體、日本經濟陷於低迷之外，中國從國營經濟轉為由私營企業帶動增長，實為影響全球經濟的個別重要因素。美國列根總統和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實施的減稅與放寬規管措施，為全球經濟增長開源，創新科技發展亦發揮同等效應。此外，自由貿易與投資流向為何竟會引致發達國大多數人口生活水平停滯不前，實在令人費解；始終這些均非零和遊戲。
全球收入不均現象已見減輕
經濟學家Caroline Freund設計出一個簡便方法，將不同國家分步剔除，分析曲線變化，從而了解象形圖表的形成其實受到什麼因素影響。圖2顯示1988至2008年間，以下兩組國家的收入增長：（1）日本、前蘇聯、東歐國家，（2）日本、前蘇聯、東歐國家以外的成熟經濟體。
期內第一組國家中大部份人口的收入下跌或停滯不前。日本主要因人口變化而收入下跌，前蘇聯及東歐國家則是由於蘇聯解體，隨而經歷政經亂局。
若從成熟經濟體組別中，剔除日本、前蘇聯及東歐國家，則大約第80個百份位數組別跌至零的現象隨即消失。由此可見，此一現象的成因並非高收入國家的中、下階層人口，而是日本以及表現不濟的前蘇聯及東歐國家。
要是把中國亦從象形圖表中剔除，則如圖3中可見象形亦隨之消失，足見單單中國就足收構成新興市場人口收入增長的突出表現。
再者，除了頂層及底層以外，全球大部份人口的收入其實約有40%的增長。一言以蔽之，在發展較落後國家人口收入飆升的同時，並無任何實據足以證明，各發達國家中產及較低階層收入增長停滯不前。
假使發達國家中、下階層收入增長並未有停滯不前，則將此莫須有罪名加諸全球化身上，實在毫無道理可言。象形圖表的實質意義，在於世界各地中產及較低階層興起，尤以中國為最，而隨着柏林圍牆倒下以後，基於全球化趨勢，全球收入不均現象已見減輕。
重新建構象形圖表產生另一謎團。要是發達國家的中產及較低階層收入增長並未停滯，為何英倫脫歐、特朗普當權、仇外等現象紛紛出現？只要仔細研究此等國家收入不均與人均GDP增長率的數據，即可更進一步印證箇中並無相關之處，有關變化主要由其他因素引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