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泉忠:普選真的會危害國家安全嗎?──從台灣及沖繩的經驗看

我並不是說國家安全不重要,但我認為應該要更加客觀去看事件,或許問題並不在於國家安全,值得我們再深思。

編按:早前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林泉忠到香港教育大學,擔任「香港前途對話系列」講座嘉賓,以「特首選舉後香港的本土主義思潮──香港、台灣和沖繩的比較觀察」為題,剖析三地政治。本社派員摘錄要點,現分為兩部分發表,以饗讀者。本篇為第二部分。


接下來是一個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做的民調,它既不是媒體,亦不是政黨,因此沒任何政治目的,也不向媒體公布,我認為是可信的。這是10年(2003年到2013年)才做一次的民調,規模較大。在建構國家認同感上,2003年至2013年是一個本土化的時代,但當中差別很大。

其中一個題目:「請問你的祖國是哪裏?」在台灣,我們給他們四個選擇,第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是「中華民國」,第三是「中國」而第四是「台灣」。大家可以猜猜選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我的祖國」的百分比有多少?答案是0.1%。民調的樣本大概是1,000多,即是說1,000人中只有一個人作出這樣的選擇。對於這結果我也感到驚訝,因為台灣有很多人的配偶是內地人,所佔人口絕對不只0.1%。但大部分也不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他們的祖國。

另一個民調較為獨特,由中央研究院做。這個民調是有關2003年至2013年台灣民眾對「統獨」態度的變化,當中數字差距不遠,我自己的解讀是大家擔心戰爭,若果要獨立還是需要謹慎一點,可見中國對台的政策還是有一定阻嚇性。

香港情況 啟發台灣

接下來是比較敏感的題目:「如果中國大陸繼續由共產黨一黨專政,請問你認為贊成與中國和平統一的民眾會增加、減少、還是沒有改變?」覺得會減少的人是多的,超過一半,即是說,若果繼續(共產黨一黨專政)會成為不想統一的因素。我相信在香港會有類似的情形。另一個題目的結果是如果中國大陸不承認中華民國的主權,希望統一的人便會減少,以上兩個是影響台灣人想統一與否的因素。

剛才看了沖繩和台灣,那麼香港的情況是怎樣呢?我剛才提及「香港共同體」這概念,這是我如何看戰後,尤其1949年之後香港本土認同的形成與歷史的角度。簡單來說,我把香港共同體的形成分為五階段,第一階段由1950年開始,中港海關實施嚴格的出入境管理,因此香港與中國之間的政治聯繫被中斷,共同體的硬件在這個時期開始建設。

除以台灣、沖繩的經驗作為參考,香港的情況亦能啟發台灣人。在80年代之前,香港人並不能隨便到大陸,大陸人要來港也不容易,雙方關係幾乎是中斷的。在這個年代香港經濟工業化開始,有一批從上海來的國內資本開始於香港設廠。說到香港的工業化,人們除了說李小龍外,便是Hong Kong Flower,一開始我不知道甚麼是「香港花」,後來發現原來是指膠花,可見那個年代香港的膠花是全世界通行的。

回歸後,1997年至2008年算是比較和諧的時期,但其後發生變化,發生中港矛盾、反國教示威、「雨傘運動」等一連串事件。(亞新社)
回歸後,1997年至2008年算是比較和諧的時期,但其後發生變化,發生中港矛盾、反國教示威、「雨傘運動」等一連串事件。(亞新社)

接下來說60年代。1967年到現在剛好50年。1967年是對香港極為重要的年份,除了六七暴動外,這是第一年於香港本土出生人數多過非本土出生人數,亦是無線電視台開播的年份,其後更開始用廣東話廣播。電視廣播一開始並未完全使用廣東話,《歡樂今宵》早期使用國語,邵氏電影早期都是用國語的,包括李小龍電影亦非用廣東話。電視台開播令廣東話成為影像文化產品的革命,一個研究讓我感到詫異,原來50、60年代時,國語流行曲的中心是香港而非台灣。直至1969年《今天不回家》從台灣正式打入香港,街知巷聞,那時台灣正式取代香港成為國語流行曲的中心。

正式刺激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的問題,是80年代受到九七回歸問題影響,即是鄧小平提出的港人治港。回歸後,1997年至2008年算是比較和諧的時期,但其後發生變化,發生中港矛盾、反國教示威、「雨傘運動」等一連串事件。從1985年開始,我們可以看見「香港人」已經成為主流,但1997年至2008年,港人對「中國人」的認同是強於「香港人」,2008年之後卻打回原形。所以認同感並非一成不變,而是視乎政策是如何實施。近兩年有個新發展,我認為用「新本土主義」形容比「本土主義」好,因為直接用「本土主義」就好像以前的事情從沒發生一樣。

沖繩、台灣、香港本土主義的比較

有個民調問題是關於兩支球隊對打,「一支台灣/香港/沖繩/澳門隊,另一支中國/日本隊,你會支持那一隊?」支持台灣隊的有八成,支持香港隊的亦有五、六成,而支持沖繩隊的比例高達九成,從這裏可以看到本土意識的強化。

另一題比較直接,「你認為自己是什麼人﹖」沖繩有四成人認為自己是「沖繩人」,而沖繩人選擇自己是「日本人」的有大約四分之一,而覺得自己「是沖繩人亦是日本人」的有三成。而台灣當時有五成人覺得自己是「台灣人」,選擇「中國人」的較少,不足一成。香港在2005至2007年對中國人的認同感較強,認同自己「是香港人亦是中國人」的比例較多,有大約五成。

另一個問題是有關台灣獨立。題目是「如果中國政府讓台灣人民自由選擇台灣的前途,你認為台灣應該到獨立嗎?」當時(2007年)不少人會選擇獨立,若果現在再做一次同樣的民調,應該至少有六、七成人贊成。香港跟沖繩比較類似,當年選擇獨立有兩成多,之前跟鍾庭耀先生曾提及到,若果重新做一次這樣的調查,結果應該會更高,至少三成多。

本土主義發展的空間與瓶頸

最後談一下下本土主義發展的空間與限制。先說沖繩,它在政治的意識形態上偏左,是全日本最左的一個縣。以前選縣長、縣議會或是議員,也會分左右兩派。但在2014年初當選縣知事的翁長雄志,卻站出來說自己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他原本是偏右派的,但對於美軍基地的問題,他跟中央政府持反對立場,因此得到左派全力的支持。當選後他繼續維持其競選承諾,在美國基地問題上跟中央政府說不。他當選之後,全日本國會內的沖繩議席全部由反美軍基地的議員當選。雖然選舉得到勝利,但安倍政府始終在(美軍基地)搬遷問題上不肯妥協。民主黨年代的首相曾說過將美軍基地搬出沖繩縣,讓沖繩人非常高興,結果他不久後下台,美國對此非常憤怒,因為雙方在1996年的時候已經達成協議,搬遷至沖繩的北部而不是縣外。

2014年當選沖繩縣知事的翁長雄志(網上圖片)
2014年當選沖繩縣知事的翁長雄志(網上圖片)

現在日本政府唯一的選擇是搬遷至沖繩北部,但沖繩人卻很不高興並決定全力反抗,甚至不惜告上法庭。本來當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發生衝突時,可啟動第三者的機制作調和,這次卻不成功。後來雙方訴諸法庭控告對方,很可惜地方政府最終落敗。這個過程讓安倍晉三的行動拖延,但無法看出讓中央政府妥協的機會,情況繼續僵持中。地方或邊陲政府如何與一個擁有強大勢力和資源的中央對抗呢﹖非常困難。此外,日本政府提供沖繩龐大經濟援助,有幾十個百分比是直接撥款的,所以有一些沖繩人感到非常猶豫,到底是否應該繼續對抗,有些人因而動搖。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來自石垣島與宮古島這兩個較特別的離島。現在有日本的自衛隊駐守,但過去是沒有軍隊在這兩個接近釣魚台及台北的島嶼上。為什麼這兩個島嶼的人民會贊成自衛隊的駐守呢?因為自衛隊來到會提升當地的設施,島民亦因此享受到福利。同時亦是為了制衡不斷進入釣魚台的中國船隻。

而台灣這兩年由民進黨重新執政,在議會中亦大獲全勝。上台後民進黨仍然「維持現狀」,這都是跟中國大陸有關,令它不能夠亦不敢推動修憲,因為台灣在法律上是稱為大陸地區,所以修憲非常困難。

至於香港,「雨傘運動」可以說是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民主運動,它凝聚了相當的民主意識,亦引發了後來本土主義的興起。有人將這解讀為成功,當然最後真普選的訴求是失敗的,但一個新的現象或所謂的「港獨」因此出現。即使近來較沉寂,但也是這一、兩年新興的現象。

從台灣及沖繩來看香港問題的本質

當中涉及兩點,第一點是跟民主發展有關的。我們都知道在普選的過程中出現了國家安全的討論。有人認為普選可能危及國家安全。我不會說太多,只會提及台灣及沖繩的個案到底是如何。

沖繩跟日本中央政府的關係緊張,但這個情況沒有影響日本繼續容許沖繩自己選自己的領導人。若真的會危害到國家安全,導致整個國家會崩潰,日本當然會限制,但事實上沒有。即使沖繩想在美軍基地問題上跟中央政府對立,其他方面時依然可以合作,所以不會處處針對對方。他們的矛盾所在並不是全部,只是一部分,所以並沒有影響國家安全。

再看台灣的個案,馬英九年代(2008年至2016年)的台南、高雄市長都是民進黨的,但我們何時會見到民進黨的市長經常跟馬英九政府作對呢﹖沒有,雙方相安無事。所以普選是否真的會影響到國家安全,有待觀察。我並不是說國家安全不重要,但我認為應該要更加客觀去看事件,或許問題並不在於國家安全,這值得我們再深思。沖繩人因為1968年才有直選而不滿,但1968年還是比我們香港早50年。我們到現在還不知什麼時候才有普選,或許我一輩子也無法看見,當然這是較為悲觀的看法。1968年美國統治沖繩期間或之後都沒有發生直接危及國家安全的事件,沒有讓政府瓦解。當然會存在一些矛盾,但還是能透過一些較文明理性的方法處理,我相信這是沖繩給我們的香港的啟發。

最後一點大家可能會較為關心,但我也未必能提出一個很好的觀點。我覺得香港本土主義的未來是取決於中央的一個思維,如果以國家安全來看的話永遠也不用普選。當一個社會兩極化的時候,一個正常的政府是會取中間路線的。但從普選議題上看,政府並沒有取中間路線;另一方面是有關邊陲的意志。邊陲的意志如何影響很大,當然即使有意志也有可能失敗,但從歷史中可見,堅持與否其實也很重要,但我所說的堅持並不意味着要對抗,其實可以由各方面的持份者發揮不同的影響力。我們不能說過去的嘗試和努力是失敗的,我並不認為是完全失敗。當然我認為以和平的方式來爭取是比較可取的。不單是看香港的個案,我長期是做有關中心和邊陲的研究。當邊陲不聽中心說話或是反抗的時候,我們不能將所有的責任推給邊陲,中心亦需要作反省,正如孔子曰:「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本社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