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公民實踐培育基金於2017年6月17日舉辦「2047：香港何去何從？」論壇，請來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前基本法起草委員李柱銘、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香港眾志主席兼立法會議員羅冠聰、以及《十年》電影策劃人兼導演伍嘉良擔任講者，五人分享他們對未來30年的看法和想像，並開展有關香港二次前途問題的討論。以下是伍嘉良當天的發言：
我希望藉今次演講和大家分享一些小片段。我在北區長大，家人在上水石湖墟開了一家小店，足有40年。每年春天，都有燕子飛來招牌上築巢，但上年開始再不見燕子來築巢。原因有很多，但我想最大的莫過於這家小店在上年因為昂貴的租金而結業，換成了一間全新的藥房。我想這對燕子來說的變化很大，牠不習慣，沒有安全感，便另覓一個較適合的地方築巢。那對買不到日用品而只見整條街道都是水貨的街坊、承受貴租的租戶來說，這算不算巨變呢？他們有什麼感受呢？
我和很多已結業的老字號店舖老闆談過，亦和很多街坊接觸，發覺很多時他們對這些變化都會說，「這也很正常」、「也不是這樣子」、「其他地方也是這樣」，對適應力極強的香港人來說，很快適應和習慣幾乎所有微小的變化。
無法解答的問題
2047年，香港何去何從。我收到大會的主題後，猶豫了很久，也有少少抗拒。我抗拒的原因，首先是《十年》舉辦了這麼多場放映會和映後座談，其中一條觀眾問得最多的問題，就是我們可以怎麼辦、香港的將來有沒有機會改變，但我每次也答不到。很多人也想擺脫這幾年累積下來的無力感，很想有人能指出方向。但這一、兩年，我追求對自己坦白，承認面前是充滿困境的將來，一個暫時看不到出路的將來，避免自己活在美夢之中，可能就能夠慢慢找出一條道路。
第二個原因是我不太認同需要特意放大2047這個數字的意義，將其定為死線一樣。1997年前，雖然我仍年輕，但亦感到一股末日將至的感覺，很多有能力、金錢和資源的港人也被嚇走，最重要的是他們懂得害怕憂心，亦明白香港正在發生的事，剩下的大部分都是不懂怕的人。
無論1997也好，2047也罷，這種死線的感覺往往是由上而下定義出來的，是一種不能改變和有任何質疑的期限，所以我不太想單就數字來想香港何去何從，因為我覺得所謂的死線可能已經出現了。回看香港過去一些重要議題，再對比香港今天一些議論紛紛的議題內容，你會發現當中的焦點很多時不是問題的根源，而是轉移到這些問題延伸出來的惡果。例如普選特首的承諾一直沒有兌現，但剛剛的特首選舉，討論得最多的是兩害取其輕（Who is the less evil）。例如港珠澳大橋，今日討論的是有多少份假安全報告。高鐵討論的是嚴重超支和一地兩檢的可行性問題。新界東北發展項目，討論的是興建公屋的數目。有多少人記得這些霸王硬上弓的項目是怎樣出現？有多少人記得當初連串閉門造車、假諮詢、假環評報告、假招標等等是如何發生？
微小的變化
這些年來，數之不盡的事件不斷刺激港人的神經和挑戰港人的底線。最近某人提出對一些政治上的看法，要「防微杜漸」。但很明顯，那些想法、主張和聲音，都不過是果，而根是以上提及的議題，影響了市民對政府的信任，而不尊重港人的處事方式更導致港人不信任一國兩制。要「防」、要「杜」、要「除」的，一定是那條惡根，而不是果。
雖然時勢充滿困境，但我見到有很多港人多年來仍在意這種微小的變化，他們付出了很多，希望市民更清楚議題當中的細節和變化。
很多年前絕少人知道檔案法，但就有人和團體不斷組織倡議檔案法的重要性和意義。雖然仍未立法，但起碼有更多人認識。又例如很多年前沒有人知道土地供應是什麼回事，對棕地亦沒有概念，但又有民間團體自發，認真地進行研究，打破很多土地供應和房屋供應之間的迷思。這些人正正在乎一些很微小的變化，對一些變化提出疑問、思考和討論，甚至將一些由上而下的概念重新定義。
可惜還有很多港人未明白這些變化如何影響他們和下一代，或者我們要更努力喚醒這群人士。例如我會想像一班又班手拿「掌心雷」去投票的婆婆伯伯更加了解候選人會影響他們的晚年生活；拾紙皮的婆婆不單明白她不應受票控，更明白她不應這麼辛苦來維持生計；居住環境惡劣、負擔昂貴租金的市民更了解政府如何規劃和運用土地；收入較低的市民明白堅尼系數確是「堅」的，它反映了香港貧富懸殊有多大。電影《十年》中的想像，不是我們希望見到的將來，我剛剛提到的幾個小小想像，但願不是遙不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