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由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主辦、騰訊公司承辦、國務院參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指導的「粵港澳大灣區論壇」於6月20日舉行，內容圍繞國外灣區經驗分享、科技創新、人才流動等多個大灣區發展的核心議題進行探討交流，嘉賓講者陣容鼎盛，以下是分論壇「人才發展」，內容探討探討如何推動三地人才培育及發展，打造全球創新人才棲息地，由長江商學院經濟學教授許成鋼博士主持， 嘉賓包括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陳廣漢、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海聞博士、行政會議成員兼科技園主席羅范椒芬、香港理工大學校長高級顧問林垂宙、香港中文大學藍饒富暨藍凱麗經濟學講座教授劉遵義，當日的論壇內容節錄如下：
許成鋼：大家好，今天大多的討論是把大灣區和世界上其他地區的發展做對比。但是如果我們再看一下矽谷的發展，我們就可以知道矽谷之所以重要，因為這是第三次產業革命和第四次產業革命興起的地方。如果看第三次工業革命，更重要的產生的地方是在波士頓，後來產生了矽谷，兩邊一起發展。然後矽谷超過了波士頓。我想強調的是，工業革命之所以從波士頓地區轉移到矽谷地區，關鍵在於幾所大學，工業革命起始的地方是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它到今天還是一所著名大學，而矽谷能後來居上，是因為史丹福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加上大量的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人不斷跑到了矽谷。
所以，下面我們就來討論人才的問題。先請劉遵義教授演講。劉遵義教授不僅僅是直接目睹了矽谷從零開始的進步。他也是第一個向中國引入經濟計量學的著名經濟學家之一，當時在80年代之初，我剛剛進入中國社科院正在建立的研究所，就是劉遵義教授和另外幾位世界上最強的經濟計量學家來到中國，向我們介紹經濟計量學，下面請以熱烈的掌聲歡迎他。
劉遵義：非常感謝許成鋼，非常榮幸有機會參加這個論壇。我只有6分鐘，還是盡量節省時間吧！人力規劃是需要時間的，我們說百年樹人。在一代人之間，怎麼去統籌規劃，取決於我們對經濟的遠景看法。我們希望粵港澳大灣區在20年以後應當是什麼樣的景象？我們希望大灣區是一個知識型的經濟與持續創新的基地，能持續提升大灣區的人均收入。但是要提升的話，我們應該要怎麼樣的人才？我們要怎麼吸引和留住這些人才？我們需要做什麼？
首先，我們需要建造一個創新生態的系統。眾所周知，創新需要資金、人才、創業精神，然而這不僅僅需要資金和創業精神，還要有獎勵機制、知識產權的有效保護。更重要的是，發明家和創業者都需要有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機會，假如沒有第二次或者第三次機會，願意冒險、創新的人就會少很多。
第二，企業與企業之間應當有開放的溝通交流，員工可以跨企業交流，一起分享經驗心得與知識。
第三，研發跟製造都需要龐大的製作成本，必須要有龐大的潛在市場，才有攤銷的可能。這意味着在大灣區的城市必須跨邊界協作與合作。香港和澳門本身太小，無法成為獨立的創新樞紐。剛才講到大疆，大疆就是好例子︰要是他沒有深圳作基地，沒有中國這個大市場的話，不一定有今天的成功。其實，我們也需要改造文化。科學與技術取決於突破性的創新，像互聯網、瀏覽器等等。而突破性的創新取決於兩件事情：一個是基礎研究，有基礎研究才有大創意的發現，才能推進科技前進；第二，不怕挑戰固有的理論與權威。其中一個例子就是相對論跟量子力學對牛頓力學產生的挑戰。一般來說，東亞人，尤其是那些留在東亞工作的人，都太尊重權威，不敢挑戰既定的理論。所以在科研方面，應當以尊重真理取代尊重權威。最關鍵的就是老師們願意傳授給學生他們全部的知識，沒有隱瞞，此外道德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科學家需要知道什麼應當做，什麼不應當做。
粵港澳大灣區如何能成為可持續的創新樞紐，創新樞紐成功的關鍵取決於他能否在自我內生的條件下持續不斷創造與產生創新原創性的技術概念。剛才講過了，成鋼兄也講了。創新樞紐必須有世界一流的綜合性研究性大學，美國的矽谷就有史丹福大學、加州大學的分校，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是兩個很成功的例子。這些大學都培育着世界各地有學術抱負的人才，包括教授和學生。他們是一塊「磁石」。大灣區有潛力發展成矽谷與第二大創新樞紐，不過需要在研發方面投入更多的資源，尤其是香港。
大灣區11個城市的政府，應允許研發經濟在各個城市之間自由流動，也應提出額外的長期科研資源，以便該區的綜合性研究型大學可以達到最高的學術標準。這些大學才有條件持續研究下去，可以在全球吸引好的教授和學生。大學和企業不一樣，企業的流動性比較大。有些稱霸一時的大企業，例如貝爾實驗室、諾基亞、黑莓和雅虎，現在都已經變成歷史。不過，一個樞紐的成功也取決於它往來的企業和工作人員的數量、質量。假如發明家和創業家都預期在這個樞紐可以找到風險投資家，而風險投資家在這個樞紐裏面可以找到發明家和成功者，交易就會在樞紐發生，這個樞紐也會取得成功。所以要把粵港澳大灣區變成大家都想去的地方，這樣才能夠吸引發明家、創業者和風險投資家。
我想提一點，大灣區應該吸收遷移者，一般來說遷移比本地人更努力，所以遷移者更容易成功。我舉幾個例子。你看海外成功華僑的家鄉，往往都是經濟不發達的地方，例如汕頭和廈門。美國在自然科學和工程學上的研究，大部分是來自中國、印度、俄羅斯。他們都是遷移者，並非來自美國本地。這反映出什麼道理呢？因為自然科學和工程學對美國學生來說太困難了，沒有人想學，只有遷移的人要學。在所有中國經濟特區裏面，包括海南、汕頭、廈門、珠海，深圳是唯一一個成功的城市，因為整個深圳的人口幾乎大部分是遷移者，本地大都到外地去了。
我的結論是：資源的投入當然重要，但文化的轉型仍然是大灣區成為世界級創新樞紐的最重要關鍵。謝謝大家！
海聞：我們討論的主題是如何推動三地人才培育及發展，打造創新人才的棲息地。我談三點：大灣區要長遠發展，這20年要做好人才培養：第一，要發展高等教育；第二，推動教育改革；第三，改善人才的環境。
第一，發展高等教育非常重要。舊金山灣區人口是760萬，可就有80多所大學；但大灣區1.2億人口，只有不到80所大學，人口是舊金山灣區的15倍，但是學校遠不足夠。
為什麼要辦學校？深圳總覺得我們可以吸引人才，但是很多人才是需要由本地學校培養的。我發現一個規律，一般學生在哪裏上學，大多數在哪裏工作。因此，廣東需要辦更多的大學，而且要有研究型大學，培養高端人才。我曾經和廣東省領導介紹，說我們可以辦廣東大學，像加州大學的系統一樣，讓每個城市發揮他們城市的優勢。
除了政府辦大學以外，民間大學非常重要。我們有兩種大學，一種是政府的，還有一種是企業的。企業，像華為就有大學。騰訊不知道有沒有大學，我建議騰訊也可以像這些企業辦學，但是不要叫騰訊大學，一定要辦符合未來需要、有新機制的大學。現在我們很多企業辦大學，可它們就是企業附屬的培訓機構，格局不夠高。
第二，推動教育改革。大灣區有它好的地方，經濟發達，但是也有它的缺陷。廣東地區，包括我們大灣區培養的人才，眼界不夠高、格局不夠大，這跟北京、美國大學培養的學生有一點區別。大家看的是個別地區發展或者個人就業的問題，將來怎麼培養學生的國際格局？有全球的視野和未來的眼界，不僅僅考慮到這個小地區，這對粵港澳地區尤為重要。這也取決於老師的格局和眼界，我們這個地區商業很發達，但是將來要有突破，一定要有更高的遠見。
說到知識和能力的培養，中國的大學每個系、每個學院、每個學科分得非常細，是計劃經濟裏面培養的螺絲釘。我們的文化事業沒有科技含量，同時，我們的科研的東西又沒有文化藝術。所以要把文化、藝術和科技結合，得從學校培養起來，文理結合。一定要讓學生有一個更寬的眼界，多元的知識培養，我覺得這個教育改革非常重要的。
說到三地的高等教育，最重要是有更好的國際交流。不能僅僅局限在粵港澳，我們要有國際的標準；同時三地的學校應該有更多的交流。三地的院校合作、校企合作都要加強，特別深圳這麼多的企業，可以想想怎麼跟學校更好地配合起來。
第三就是人才生存的環境，包括創新的環境、知識產權的保護、創業的便利還有生活居住。我在深圳經常說：你不要以為人來了就可以，還要考慮他們的生活，比如他們上學、醫療、居住等等這些方面，辦大學也要考慮這些人才能不能留住。
羅范椒芬：剛才兩位教授都談論了教育的重要性，我想把話題回到大灣區這個國家戰略政策。其實這個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建造世界一流的灣區和一個世界級的城市群。就國際化的層面而言，我認為香港是國家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地方，所以我覺得從香港跟內地怎麼互相合作、配合、引導發展這方面的話題進行規劃。
下午的時候李教授提到教育應該怎麼改，我非常認同他提到教育要以問題為導向、要多個學科融合、要以項目為基礎，其實香港的大學正在開始以這方面發展，像醫學院，已經以問題作導向，不再是拿着一個案例，學習人體有多少根骨頭，這骨頭叫什麼名字；學科融合方面，香港已經有雙學位的課程，甚至是科學及創業的雙學位組合，但以項目為基礎，我認為香港在各個方面有更大的進步空間。其實我很同意李教授說，拿些國際的案例到學校交流，還有就是企業辦學，也是一個可以發展的方向。但是，好像在英國就有公司就自己開辦了一所切合自己需要的工程學院，我覺得也可以。
在另一個角度，香港的大學要和澳門、廣東省九個城市合作，我覺得可以看一帶一路的五個基礎原則，這些原則也同時適合港澳兩地，例如各地政策的溝通、人性的相通。制度溝通就是要有國家思維，在國家層面思考問題。而人才，全世界都在爭取人才，我們怎麼就大灣區的優秀人才接他們的定位聚在一起，產生群聚效應，我覺得是所有大學各政策制定者都要想的問題。
國家有重點的實驗室，在香港就有重點實驗室的夥伴實驗室，這個可以是一個起點，而港澳兩地的大學在某些學科各有優勢，能否就這點開始進行分工跟合作，就是像剛才王大衛先生說的，把一些世界面對的挑戰（challenge）交給兩地的大學共同合作去解決。然後，教授不一定是最好的創業者，我們可以請教授的學生，就像大疆的汪滔。
有一次接受記者訪問，他問為什麼經常要談汪滔和人工智能AI。我說要拿他作為一個經驗教學：為什麼香港留不住汪滔，因為我們就算是政策的配套好，但我們也因為土地的限制沒有製造的基地，沒有機遇。所有我說一定要有一個完整的創意生態圈，要全面調整整個大灣區的規劃。香港在基礎研究有幾所好的大學，這方面有點優勢，可是在深圳、東莞、惠州有非常好的生產制度，成本也比較低，這能吸引很多外國企業願意到香港來。
剛才李教授提到一個機械人的智能中心，其實我們3年前也討論過這個問題，我也希望我們將來大灣區也有一些重點的研究中心、智能中心，把國際上最優秀的人才、國內最優秀的人才和香港最優秀人才都放在一起。要是我們這樣做，研究出來的項目、產品，在國際上一定更有影響力，就真的能帶動灣區成一個國際的創意研究中心。這個願景要我們一起來推動。不過現在在政策上，由於我們是獨立的行政區，我們在人、物流、資訊流、資金流都有一些障礙，我們三方的政府都一定要有衷誠合作，以國家的大戰略及需要的角度商討。因為一定要有互相配合、互利共贏、一定要某一方或雙方有部分讓利，才能成就事情。
我希望將來，香港的大學可以跟內地的大學結成聯盟，能做更多在國際上有影響力的研究，不單是學生的交流，而是真正的研究項目。人才方面，我很高興騰訊和大企業能提供更多的實習和機會給三地的年青人，讓他們能做到民心相通，將來合作就更順暢了，也可以安排些比實，三地的青年共同為項目做些研事究，他們自然而然就會成為一個研究隊伍，將來共同創業、共同成長。在兩地人才流動方面，現的過海關還是有些不方便的地方，我聽內地的朋友說，他們沒有自動通道，所以要排隊，好似心理上感到有點不舒服，像有被歧視的感覺，我覺得將來應該推動以科技段來解決。
最後我想提出，香港政府一直都沒有在內地進行投資的政策，政府也一向不作投資。可是像新加坡政府，一直都有在研發局、生產區投資發展，我也在想香港的科學園是否可以跟大灣區裏的城市建立一些共同的孵化器和產業的連繫。這樣，兩地的青年，就可以在香港孵化，在內地找一個新的市場；同樣在內地孵化的初創企業，也可以來香港面向國際。我們也可以帶一些初創企業到外地比賽、研討會等等，希望他們也多瞭解國際市場，走到世界。以上幾點是我一些想法。
林垂宙：很榮幸參加這個論壇。1997年，我在香港科技大學服務的時侯。我們就跟教授談到，將來的世界大學是立足在香港嗎？教授說不是，是立足在珠三角。所以當時學校有兩個重要的計劃︰一個的校舍搭建在淺水灣，但是我們要到深圳設立基地，我們同時要到南沙去設立基地，和霍英東先生合作，而深圳的基地也負責配合。可是經過這十多年，我們發現這過程非常辛苦。所以我很佩服李澤湘，他怎麼可以每天來往港深兩地這麼多次。我覺得當時我在兩地奔波的時侯，遇到很大的障礙。
上午和下午我都聽了很多的意見，可是我還想和大家做一個小小的建議，可是這個建議也可能是一個大的衝擊。這個建議就是把香港和深圳兩地之間的所有口岸都取消。所謂的取消，是對大灣區的居民來往造成障礙的關卡都取消掉。但是還是要保留口岸，對外國人作出限制，但是灣區的居民則可以自由來往。曾經有一個星期，我要到深圳去和同學見面，第二天就要到南沙去找朋友做事，第三天就要到廣州與同學同聚。一個星期之內要進出口岸多次，很累。所以我很佩服教授，能每天都承受這樣的折磨。這雖然看似是小事情，可是對人員的脈絡、學生的來往、教授的工作都有很大幫助。假如我們做不到取消口岸的話，一帶一路要經過60多個國家、70多個區域，那怎麼可以通得下去呢？
我相信香港的朋友一定有人反對，可香港如果反對的話，你怎麼做一個世界城市（World City）呢？我們在過去的20年來，假設香港在跑一個20,,000公呎的比賽，我們跟深圳、廣州、上海、北京，澳門一起在跑。本來深圳和廣州都很落後，可是現在，深圳的經濟增長是香港的11倍、廣州比香港多8倍、上海是6.4倍，北京多7倍。我覺得香港應該反思︰為什麼香港進步得那麼慢？我覺得當時把一國兩制在台灣搬過來，本來是保護我們的。可是現在卻好像妨礙了我們的發展，所以我覺得我的小小建議，可能可以幫助灣區的發展。
陳廣漢︰非常開心能來到這個研討會，剛才林教授提到為什麼香港的發展慢了？我們在北京曾經有一個研討會，談到香港會不會被邊緣化呢？當時香港大學的一位教授說︰他不擔心。他說香港的主要問題是人才少的問題。他說他們那一代的人都是從內地過來的，人很多。可是現在香港面臨少子化，本地人才不多。可是他預計，在過20多年左右，會有很多內地的優秀人才到香港去，所以各地的人才、包括內地的人才都會在香港。我之前在香港開一個會，有幾個記者採訪我，我發現他們都是來自於內地的人才，都很優秀。所以香港是一個很好的平台，內地的人才都可以在這裏找工作，可以彌補香港人才不足的問題。
還有就是要說我們的大灣區，人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說一個開放性的人才市場對大灣區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曾經在珠三角地區做過調查，珠三角的文化還是比較包容的，我跟一些企業界朋友認識接觸，他們跟我講，他們的企業初創時期要本地人才，後來是全國人才，現在則是國際人才，我指的是人才要有國際視野，而不是一定要聘用外國人。也就是說人才的吸引和培養要全面開放。
第二就是要建立多層次人才培養體系。剛才的嘉賓都說得很好，就是要從高質量的大學入手。我覺得港澳地區在大學方面的優勢互補是很強的。尤其是廣東地區的教育發展一直都是很優秀的。比方說，我在佛山看過些企業，他們的產品加工水平很好，可是需要些檢定的人才；而深圳的專利研發在國內處於領先地位，我想了一想，是因為它們英雄不問出處，唯才是用是最好的。現在大灣區除了創新以外，也需要互配合。
第三就是粵港澳三地的合作問題。他說︰在所有的合作中，教育合作是最困難的，而在教育合作中，高等教育的合作是最困難的，因為當中涉及很多政策問題。但是我可以看到兩地培育的教育環境非常充足。像剛才說，香港有很多很好的基礎研究大學，他們在人才培養、國際化水平都很好；內地的製造人才就很足夠，我覺得兩地合作條件都很好。
許成鋼︰從上午開始我們就在談論中國的創新指數，我想再說明一下，中國的指數排名有幾個因素影響。第一就是我們 中國的中學生的閱讀和數理能力很高。可另外一個大家可以再想想︰就是它指出中國的貧富差距很大。中國的人口那麼多，那我們學生的能力那麼高，可貧富差距那麼大，大家可以想想這代表些什麼？還有一個指標就是中國的專利申請數目是世界第一，那麼這專利數目對創新有什麼含義呢？大家心裏一定要抱有這個疑問。不過這個數字經一位經濟專家指出︰這個大量的專利數目有一定的水分，未必是最確實的數字，所以大家要小心看待這個數字。而第三個有利的指標就是中國的高校排名。中國有三間全球最頂尖的高校，那這三間一定是一間在北京，兩間在上海。實際上這個指標也包含了很多個大家可以提問的問題。
那看了些對中國有利的排名，我們也看一下對中國有負面影響的排名。時間關係，我只看一樣︰就是中國的高等教育普及率的問題。不但比發達國家低，甚至比部分的發展中國家低，那麼由此我們可以把這個問題聯系到香港。香港作為一個經濟上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他的高等教育普及率遠遠低於日本、韓國、新加坡等等。大灣區與其他灣區比，這就是我們最大的不同。那我想問劉遵義教授一個問題，剛才您指出大學發展需要很長時間，也指出需要促進文化轉型，在您看來，文化轉型最重要的是什麼。？
劉遵義：我覺得香港要提高對科技方面的投資太少。香港現在的投資是0.7，政府的目標是在2020年前達到百分之一。我覺得這個指標實在是太少了。你看，深圳的投資是百分之四，其他國家都比它高。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亞洲人太注重權威。教授說一句，學生就同意。我在外國唸書，要是教授在黑板上寫錯了一個字，學生都會站起來指正你。可是你在亞洲，你說一加一第於三，大家都會很努力地把它抄在筆記本，這個就是問題。創新一定要敢挑戰權威。
還有就是不要怕失敗，在美國有很多人，都是在第三次創業才成功的。十個嘗試才有一個成功，害怕失敗是不會成功的。
許成鋼：剛才海聞教授提到一個很好的建議，說建騰訊大學。是不是叫騰訊大學以後再說，可這是個非常重要的事情，當年哈佛大學怎麼建立的？那是哈佛個人的建立。後來史丹福大學怎麼建立的呢？本來史丹福想在哈佛捐錢，建一個學院，可哈佛拒絕接受，那史丹福就只好在加州建校，才有後面這麼大的學校。真正重要的是，大學必須能自治，而能自治的前提就是自己辦大學，我想既然海聞教授已經討論到了這個問題，能不能再稍微解釋一下該如何推動？
海聞：我覺得深圳可以試一下企業辦學，雖然很難，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比如說杭州的西湖大學已經超越了湖畔大學。深圳這麼多的企業家，是不是能夠有一個遠見：不僅僅是培養公司的人才，而是對國家的未來做貢獻。制度的突破需要很大的努力，但是也不是不可能突破。
現在深圳是一個缺乏高等教育的地方。雖然辦了一個南科大，但還是一個公立學校。所以我覺得，企業有沒有建校這種想法這是最重要的。但是我覺得，如果企業家真的是有這個想法，我們就應該試，走到哪一步算哪一步，如果不試永遠不可能有突破。
許成鋼︰那我也想問一問羅范椒芬女士，因為你曾經是我們的老闆。你曾經擔任教育局局長，我想問你覺得為什麼香港的教育和外國有什麼差別呢？我曾經也在香港科技大學待過，我觀察是香港的大學不夠自主。還有就是香港沒有很強的私立大學，香港的有錢人很多，為什麼私立的大學那麼少呢？
羅范椒芬︰你說到私立大學，其實在我當教育局局長時，我曾經跟一家大學談過希望它轉為私立大學。因為私立大學要從零開始建立聲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讓一家有聲譽的公立大學轉為私立，它的籌款能力也比較強。可是當時那大學的校長和同事都有顧慮，還有它要求政府提供的一次性撥款金額是政府不能承擔的，所以談不攏。可是我覺得和企業合作也是一個可行的方法。
剛才劉教授說到文化的問題。我也想補充一下。其實現在很多排名除了看文獻的發表，也開始看學校的科研結果，兩者都很重要。我也希望下一屆政府在這方面也改善一下。像有些學校就定了︰9個月上課，有3個月一定要到企業實習，令學生的就業機會增加。
海聞︰我再補充一下。關於校企合作，我希望企業不要把學校的參觀訪問當成是一個負擔。現在有些企業公關部會對學校參觀收取費用，這是一種障礙。我希望將來的企業能夠對學校的參觀學習持更多放鬆的態度。
羅范椒芬︰我在這也補充一句︰學校的老師也要參與企業研究。像在加拿大多倫多，教授帶着學生去企業三個月。所以教授才可以看到企業需要什麼，去調整自己的教學。
劉遵義︰我加一句。我是贊成校企合作的，但是我覺得企業的目標是比較短線的，你看很少企業願意支持基礎研究，因為基礎研究下去，不知道什麼成果，可能10年、20年看不見，但是我們大學要達到尖端，一定要支持基礎研究。中國在研發經費中，做基礎研究的只有5%，美國差不多30%，你就看得出來為什麼在美國很多是最新、最前沿的發明創新，都是在美國。這就是要從基礎研究着手，一般你說企業跟學校合作，令出來的學生就業增加，這我都不反對，但是另外一個就是要注意，大學也要提升，企業可以捐助，但企業不希望長期負擔下去。
林垂宙︰香港有一個優勢很少人注意︰就是高等人才在香港。在回歸以後，大量的高等人才都來了香港做事。要是政府可以負擔一點的經費，便可以做出很多很好的成績來。那就是香港可以在短時間內在世界做出成績的原因。所以政府應該多給些科研經費，令大學可妝做轉化、創新。最近中國工程院和香港的工程學院就有一個工作報告，提出建議政府應該將科研開支在5年內增加到百分之三，所以政府可以增加這方面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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