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春天，我患上感冒，往位於太子道和洗衣街交界的學生保健處看醫生。醫生是一位年約50、樣貌慈祥的婦人。她說我的心臟有問題，上三樓也要中途小休，更不可做劇烈運動，並隨即發信校長，請他不要讓我上體育課。從此校方便不准我代表社參加籃球和足球比賽，乒乓球則不在此限。雖然不可以參加比賽，我還是偷偷地跟同學一起投籃和射門。因為缺乏運動，我的健康情況日走下坡。
這裏，讓我岔開一筆。當年香港大學的新生入學前都要接受體格檢驗。1957年入學時，負責替我驗身的是大學的醫務主任 Dr. Solomon Bard（編按：最近剛以90多高齡去世）。他問我知否心臟有問題和有沒有做運動，我如實以告。他跟着說：不要擔心，你應該繼續運動，但不可過度，標準是你是否感到舒適。若然，你便可以放膽去做。於是，在大學的年月裏，我又再度活躍於綠茵場上。
回說拔萃的學習生活。中四那年，我們的班主任是 Paul Du Toit （綽號「大水牛」）。他多才多藝、能文能武，教學之餘，還在香港電台擔任節目主持，以及為澳門籌劃第一屆格林披治大賽，並奪得這項賽事的亞軍。
Mr. Du Toit 教我們英文。開學不久，他便要求我們每天都閱讀《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每周選一篇社論細讀，並於周末寫一篇針對它的評論文章，長短不拘，星期一繳交。他會用心閱讀我們的習作，但不作細緻的修改，只是偶爾做一些回應，以平等的態度就個別問題跟我們討論。對我來說，這訓練有點像吃中藥，入口很苦，過後回甘。
教育的態度 書本的態度
教我們歷史的是上文提及的吳牧師，講授的內容是18至20世紀的歐洲。終期試的試卷包括六條短題目（選答四題，佔40%）和一條長題目（必答，佔60%）。長題目是：根據歐洲近代史的發展，你認為怎樣才可以達至世界永久和平？我寫了三張長度單行紙（8″X13″ 的 foolscap paper），詳細論述問題的根源和解決的方案，指出只有全球奉行共產主義，這個世界才可以得到永久和平。結果，全級99人 （以前兩班，後來加多一班）之中，這科成績比我好的只有于淼，他的論點建基於儒家的《大同與小康》，這是我們當年上中文課時研讀過的文章。班主任閱讀了我們的試卷，決定給予我們每人一個特別獎。我選了一部介紹作曲家的書。
中五教我們歷史的是班主任 Mr. Leonard Birtwhistle（綽號「吹雀仔」），內容是英聯邦歷史，用的是數百頁厚、英國出版的教科書。老師上第一課時，首先是介紹會考課程，跟着分析試卷結構和過去數年試題的分配情況，並指出某些課題要細讀、某些可略讀、某些不讀也不教。他說：試卷是十二題選答四題，分三部分，每部分最少選答一題。又說：由於試題分布均勻，因此，每部分只須深教和細讀一半課程，考試時便會有六道題目供我們選擇了。跟着他又要我們用筆在不教的書頁上對角劃一深色斜線，以示無用。因為這本書很貴，我計劃他日賣給低一班的同學，所以不想劃花，但他堅持己見。奈何！奈何！我不喜歡他：一是他對教育的態度，二是他對書本的態度。
相對來說，教地理的 Donald Brittain 便大不相同了。他安排我們在設備先進的地理室上課，上課時基本上不用課本，也絕口不提會考。他為人寬容而教學認真：備課充分、教具精美、講解清楚、要求嚴格。他要求我們每堂都做筆記，回家謄寫清楚，每兩星期交他審閱一次。他又帶領我們進行田野考察，這是我從未有過的經驗。我對地理科一向都無甚興趣，成績也不太好，但在他的薰陶下，情況開始發生了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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