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學識的內容，歷經兩、三千年的流傳，自然累積形成為不規則的體系。從宋代開始，便隨着宋朝的國運與時代環境的刺激，自然而然有學者加以注意。因此有了邵康節易理與像數之學的興起，出入於各種術數之間而形成《皇極經世》的巨著了。邵氏之學雖如異軍突起崛立於上下五千年之間，但為探尋它的究竟，學雖別有師承，而實皆脫胎於術數而來，應當另列專論。自此以後，中國的「星命」、「星相」、「堪輿」、「讖緯」、「占卜」等之學識，或多或少，都受邵氏之學的影響而有另辟新境界的趨向。此類著作，或假托是邵氏的著述，或撮取邵氏之學的精神而另啟蹊徑。
明清術數詭怪多變
由此而到了明代，「星命」之學，便有「河洛理數」、「太乙數」、「果老星宗」、「紫微斗數」、「鐵板數」等方法的繁興；「堪輿」之學，便有「三合」、「三元」等的分歧。但「九宮（星）」、「紫白」等方法，又通用於「星命」與「堪輿」等學說之間。其餘如「占卜」、「選擇」之學，則有「大六壬」神數，與「奇門遁甲」等相互媲美。綜羅復雜，學多旁歧，難以統一。且因歷代學者儒林——傳統的習慣觀念，對於這些「術數」學識多予鄙棄，並不重視。專門喜愛「術數」的術士或學者，又限於時代環境的閉塞，讀書不多，研究意見不得交流融會。故步自封而敝帚自珍的處處皆是，因此駁而不純，各自為是地雜亂而不成系統。
到了清初，由康熙朝編纂的《古今圖書集成》，羅列資料，頗具規模，但並未研究整理成為嚴謹的體系，而且沒有加以定論。乾隆接踵而起，除了搜集選擇「術數」等有關的著作，分門別類，列入《四庫全書》以內，又特命「術數」學家們，編纂了《協紀辨方》一書，以供學者的參考。對於學理的精究，畢竟仍然欠缺具體的定論，但它在中國文化思想的幕後具有的影響力量，依然如故。只是人人都各自暗中相信、尋求，但人人又都不肯明白承認。人心與學術一樣，許多方面，都是詭怪得難以理喻，古今中外，均是如此。所以，對於幕後文化明貶暗褒的情形，也就不足為怪了。
本文選編自東方出版社（簡體）： 南懷瑾先生著《中國文化泛言（增訂本）》，後刊於南懷瑾學術研究會微信平台，本社獲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