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全球化本身已經成為世界性公共品，而大國負有獨特責任來維持足夠的公共品的提供。儘管各國都可以從全球化過程獲得不同程度的利益，但並不是每一個國家都有能力維持全球化這一進程。
一般說來，小國很少有意願為全球公共產品付費，因為它們貢獻太小，是否貢獻對全球體制運作來說關係不大，小國因此更多是選擇「搭便車」。大國則不一樣，大國可以從全球化過程中獲得明顯的好處，因此也需要對維持這個過程作出更多的貢獻。如果大國不承擔領導責任，就會導致全球公共產品供應的短缺。
當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衰落到無法承擔這一責任時，奉行孤立主義的美國卻繼續搭便車，由此產生了災難性的後果。今天，因為美國的相對衰落，不能夠再繼續扮演領導者的作用，對全球化而言，就缺少全球公共品的提供者。這種情況使得愈來愈多的人開始擔憂世界會不會再次陷入「金德爾伯格陷阱」（The Kindleberger Trap）。
查爾斯·金德爾伯格是美國戰後馬歇爾計劃的思想構建者之一，後來在麻省理工大學任教授。他認為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的根本原因，在於世界性公共品的缺失。儘管美國取代了英國成為世界上最大國，但美國未能接替英國扮演的角色，結果導致了全球經濟體系陷入衰退、種族滅絕和世界大戰。
在美國出現巨大困難的時候，人們的目光很自然轉移到中國。隨着中國的不斷崛起，她是否有意願為提供全球公共品貢獻自己的力量？在很長時間裡，美國和美國所領導的西方，被視為是全球公共產品的主要提供者，如穩定的氣候、穩定的金融或航行自由。
不過，對中國來說，儘管繼續引領全球化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但要擔負起提供全球公共品的責任並非容易，因為維持這個體系既有助於實現中國內部的可持續發展，也有助於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問題並非在於中國是否有意願，而在於要回答一系列問題：中國是否有足夠的能力提供國際公共品？如果不能單獨提供，中國如何可以和其他國家一起提供？即使中國既有意願也有能力，那麼其他國家會很容易接受中國的角色嗎？
中國要幫助避免「金德爾伯格陷阱」，一個有效的方法就是實現和國際自由經濟秩序的深度融合。本欄上周已經論述了中國和國際自由經濟秩序的關係問題。如果能夠社會融入，並且讓其他國家確信，那麼中國會比較容易擔負全球化領頭羊的責任，不僅自己可以，也可以和其他國家一起共同提供全球公共品。如果不能，那麼中國的外部崛起就會變得非常困難，甚至會和西方處於一個對立的狀態。
原因很簡單，今天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遠非當時英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有兩個客觀條件使得美國當年能夠順利從英國手中接過國際體系的領導權。第一，當時的美國已經是世界第一大國，到了1890年代，在經歷了長期的「孤立主義」之後，美國已經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並且也已經通過各種方式解決了周邊外交問題。第二，歐洲國家近代以來經歷了反復的戰事，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儘管它們之間具有共同的價值觀、意識形態和類似的政治制度，但各國之間因為戰爭互相不信任，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能力來充當領袖。
中國面臨的情況
這個時候，他們需要邀請另外一個國家來擔任領袖，而美國和歐洲之間所具有的共同價值觀、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使得美國具有了天然的條件來領導歐洲。可以說，美國是被歐洲「邀請」成為世界領袖的。儘管一戰之後美國從英國手中接過了國際領導責任，但沒有充分的準備提供公共品，從而沒有能力避免1930年代的大蕭條。不過，二戰之後，美國接受了教訓，及時推出「馬歇爾計劃」，在最短的時間內復興歐洲被戰爭破壞了的經濟，有效鞏固了西方盟主的地位。
那麼今天的情況又如何呢？有幾個要素很確定。首先，儘管美國已經沒有足夠的能力來單獨維持世界體系，但它仍然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和軍事強國。更重要的是美國要繼續維持其霸權，千方百計地遏止中國的崛起。或者說，美國不願意中國分享更多的國際空間。第二，儘管已經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並且也是最大的貿易國，但中國本身仍然是發展中國家。中國沒有足夠的能力來提供全球公共品，其未來主要的精力仍然要放在國內的發展上。第三，中國和美國具有不同的價值觀、意識形態和政治體系。不僅美國，很多西方國家對中國沒有足夠的信任。
因此，中國所面臨的情況是，儘管客觀上世界經濟需要中國扮演新的領頭羊和提供公共品的領導者，但很多（西方）國家對中國仍然另眼相看。今天西方世界對中國的看法主要有幾種。
第一，因為中國不同的價值體系、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中國是當前國際自由經濟秩序所面對的主要威脅。第二，即使不會破壞現存國際秩序，但中國把這個國際秩序視為是一種外部強加的東西，並不符合中國的最大利益。一旦在國力方面超越美國，中國就不會維護這個秩序。第三，中國現在接受這個秩序，主要是因為中國可以從這個秩序中獲得巨大利益。中國一直在免費享受好處，而沒有擔負足夠的責任來提供公共品，因沒有認識到強大的國力所附帶的重大國際責任。第四，美國和自由主義世界不必擔心中國的崛起，因為中國永遠不會超過美國。美國的衰落只是相對的，現在的困難也是暫時的。美國和西方的制度具有強大的修復功能，對世界的主導是可以持續的。
在回應西方的各種錯誤認知上，中國本身直到今天仍然處於一個被動的地位。中國最常用的一種簡單解釋是：中國沒有領導世界的野心。不過，這種解釋已經遠遠不足以減少人們對中國和現存國際秩序之間的關係的擔憂。其他國家很難相信一個不斷崛起的中國，會一直是現狀的接受者和維護者。在世界經濟面臨困境的今天，更多的國家也不容許中國和現存秩序之間的關係只停留在今天的水準。
的確，今天西方面臨巨大危機，是中國提升自己國際話語權的一個機會。既然中國已經是世界經濟體的有機部分，也沒有任何可能性與世界經濟體分離，那麼中國不能坐等他國的「邀請」，而是要主動出擊，和國際自由經濟秩序對接，不僅容納現存話語，而且進一步發展話語，搶佔國際話語權的制高點。
實踐自由經濟 利己利人
中國和國際自由經濟秩序進一步對接的話語和實踐，至少要包括如下幾個部分。
第一，接軌。這是中國的選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選擇和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接軌，並且獲益於這個秩序。中國得益於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西方視為是體現自由主義經濟秩序的國際機構。
第二，承擔國際責任。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中擁有否決權的五個國家之一，在各個國際機構內扮演愈來愈重要的作用，承擔愈來愈大的責任。中國現在是聯合國維和部隊的第二大出資者，並積極參與聯合國有關伊波拉和氣候變化的行動計劃。
第三，改革和發展。中國意識到全球治理體系出現的很多問題，需要解決。不過，解決不是要通過革命，而是要通過改革。例如世界經濟不平衡是因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權力配置上的不公平所致。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80%以上，但並沒有反映到全球治理體制上。
中國這樣做並非為了一己之私利，也不是為了對付西方美國，而是為了實現可持續的全球治理。改革是為了發展。全球化仍然是促進發展的有效途徑，而發展是解決今天各國所面臨的問題的有效途徑。國際自由經濟秩序仍然有效，但需要通過改革而得以改善。
第四，創新與補充。中國不僅要改革現存國際治理體系，使之更可持續和合理，而且要以自己的力量來繼續發展和補充這個體系。例如，2015年，中國發起成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並不是如有些人認為的要取代世界銀行或者其他國際的和區域的組織，而是對現存體系的補充。中國倡議設立的多邊組織並非是中國一國的事情，更是大家（各國）的事情；並且新設立的組織依然遵守國際法，並與現存組織和體系展開合作。
第五，中國也要在自己的方案裡面，表明自己不會做什麼，中國接受國際自由經濟秩序的合理部分，但不會接受和重復不合理的部分。主要表現在政治經濟兩大方面。在政治上，中國不會像美國那樣，把自己的政治體制強加給其他國家。西方在全世界到處推行西方式民主，今天世界一些地區的無序狀態是接受了不合理的政治體系所致，是西方一些國家到處推行民主的結果。中國一方面會繼續推進全球化，但另一方面也會繼續強調主權國家的重要性。主權國家仍然是國際社會最有效的治理單元，一旦這個治理單元被破壞，世界會變得更難以治理。
在內政方面，中國會致力於內部治理體系的改善，但不會把自己的治理體系強加給其他國家，對其他國家的內政，中國繼續實行「不干預」政策；在經濟上，中國會致力於建設一個更具有包容性的經濟秩序。中國不會建立像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TPP）那樣的區域或者國際性經濟組織，把一些國家排擠在外，而是要建立類似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RCEP）那樣的具有廣泛性的經濟組織。
中國的這些主張很重要，因為很多國家都深受西方的干預主義和排他主義之苦。但這些並不是國際自由經濟秩序的主體，更多的是和西方個別國家的自私政策具有相關性。中國要意識到，這些是可以加以改革的，而不能因為這些而去否定整個國際自由經濟體系。
這些年來，中國在和國際自由經濟秩序接軌方面具有了實質性的進步。在經濟方面，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話語和行為愈來愈具有信心。和國際自由經濟秩序的深度融合，不僅有助於中國本身的可持續發展與和平崛起，也有助於世界避免「金德爾伯格陷阱」和維護世界經濟的穩定發展。這是一件「利己利人」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