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在周日召開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習近平主席親自主持會議，並發表專題演講。香港這邊，行政長官率領了一個30人代表團赴會，梁振英並「成功爭取」在論壇上發言，介紹香港可以為一帶一路作出什麼貢獻。
自回歸以來，香港積極配合國家的大戰略，當年朱鎔基總理提出「西部大開發」，時任政務司長曾蔭權在2001年5月也率團考察過西部地區，煞有介事；但到現在，似乎看不見什麼成果。最新的國家發展戰略，以舉國之力推動的當然是一帶一路，區域合作則是總理工作報告中提出的粵港澳大灣區。對於這兩大戰略，本屆政府都全力配合，特首親自出馬，又帶團，又出訪，但很多人仍然未知最後會對香港有什麼好處。
必須承認，香港過去配合國家發展戰略顯得非常被動。特區政府的長遠規劃報告，都是以香港本身的發展藍圖為主，很少觸及跨境規劃。相信這是因為「兩制磨合」需時，回歸初期，河水不犯井水，特區政府不會主動把規劃連上內地的發展策略。更重要的，是香港一直以來都以市場主導為原則；所謂規劃，其實主要是基建和城市發展的藍圖，屬於城市規劃而非發展戰略規劃，後者以政府為主導，就如內地的發展規劃，包含了經濟發展、社會體制以至就業民生等各方面，都有明確的指標和執行細節。中國雖然已經由計劃經濟走向市場化，但國家指導的權威和重要性絲毫未減，這跟香港「自由散漫」的管治方式有明顯分別。要政務官像內地官員般為香港制訂一套發展規劃，相信他們不懂得怎樣做，也不願意去做！
經常有愛國愛港評論員批評，香港人抗拒跟內地融合，特區政府不能好好把握國家發展機遇，國家的經濟發展快車已為香港留了位，如果再猶豫就會錯失機會，上不了車。如此批評，我覺得對香港絕不公道，也迴避了一些基本事實。
香港「被規劃」
首先，香港從來不是規劃式的經濟體。我們沒有國企、央企，沒有主權基金，政府指揮不了企業，經濟發展則受全球政經環境左右（所以財金官員做預測經常大失準），要做內地式規劃根本不可能，即使做，政府也指揮不了私人企業去配合。內地的「五年規劃」在「十一五」之前都沒有納入香港，到了「十一五」規劃首次納入，但香港官員到底在五年規劃的起草過程中有多大參與？本土派常以「被規劃」去形容中港融合，事實上，香港如果要在國家規劃的戰略中發揮作用，到底香港能否參與整個規劃過程？其中香港有多大發言權？特區政府有沒有為此而爭取過？從公開的資料來看，香港在國家制訂規劃的過程中沒有什麼發言權，基本上是「被規劃」。
其次，即使香港積極參與國家規劃，但能否保住香港過往的優勢？答案是否定的。內地經濟能夠高速發展，得力於地方幹部以經濟發展表現作為評核政績的主要標準，地方領導都會拚命「守」着管轄範圍的利益，不會在「互相協調」、「互諒互讓」的口號之下妥協。回歸前後珠海、廣州、深圳、澳門和香港都在擴建機場，當時就有專家主張要協調發展，結果都不了了之。貨櫃港亦如是，鹽田、蛇口全速發展，不會「照顧香港」，香港也沒有理由阻止深圳發展貨櫃碼頭。但互相競爭，內地出口選擇由深圳裝箱出境符合經濟效益，香港全球最大貨櫃碼頭地位不保，是必然結果，並非香港「hea做」或不思進取。
過去20年，香港不斷為自己定位，不停去界定我們還有什麼支柱產業，結果香港由「中國的紐約」，到「紐倫港」，到「中國的溫哥華、瑞士」都有提過。但到現在，這種香港是「中國乜乜」的說法已不流行，因為以什麼城市去做比擬都顯得不倫不類，不如找出香港在新形勢下，仍然保得住哪些支柱產業。於是乎，先後有「四大支柱」（貿易及物流、金融服務業、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業、旅遊業）和「六大優勢產業」（文化及創意產業、教育產業、醫療、環保、創新科技、檢測及認證產業）。然而，這「四大」和「六大」在一帶一路及大灣區策略之下，是否仍然可以成為支柱或保得住優勢？
以「六大優勢產業」為例，當年由經濟機遇委員會討論得出結論，然而醫療和教育在香港都以公營為主，私人市場太小，很難成為產業。而文化創意產業在6項優勢產業中對GDP（本地生產總值）貢獻最大，但完全看不出政府對這個產業有什麼發展目標。
香港應爭取話語權
香港如果要參與一帶一路和大灣區規劃，應該爭取話語權，在決策過程中佔一席位，從「被規劃」轉為參與規劃，爭取香港最大的利益。此外，香港對全國而言，最重要的優勢仍是金融。當人民幣仍然未完全自由兌換之前，港元是中國境內最可靠的「硬貨幣」，且聯匯制度令港元匯價保持穩定。可以想像，在一帶一路策略下中國積極走出去時遇上爆發全球金融危機，香港可以成為人民幣的防火牆，中國仍然可以透過香港市場融資；而港元匯價穩定，更可減少在融資過程的匯率風險。這樣一個中國主權下的國際金融市場，可攻可守，內地沒有任何代替品。可以說，在北京推動一帶一路和大灣區策略時，香港是國家的風險對冲基地。這個角色，對北京來說既重要也是獨一無二的。
原刊於《明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