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今年是香港回歸20周年，本社策劃專訪各界專家，剖析20年來香港的重大發展，同時展望將來。郭國全對香港經濟有深入研究，指出香港近年成為了跨國企業設立亞太區總部的首要選址之一，認為港人必須重視這個不為一般人知的國際優勢。
2017年，對於香港是特別的一年。政府管治班子換屆、回歸20周年，這兩件大事同年發生，標誌着香港發展的一塊里程碑。在這特別的年分，正好回顧香港往年發展，重新審視政經實力，同時認清核心問題，定下前路方向。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名譽高級研究員郭國全教授曾任政府經濟顧問，對於港府行政方針、香港經濟表現、環球政經格局，有深入了解。他直言，香港經過多年發展，漸漸暴露了她的核心問題——內部政治決策機制效果不彰。「這問題同時窒礙了香港內部的供應能力，特別是土地供應。土地供應這個問題我在政府工作期間已察覺到，但總是難以解決。」至於經濟方面，他認為香港的國際優勢不減當年，尤其近年愈來愈多國際企業選址香港成立分區總部，現在已成為支撐香港經濟的一股重要力量。
土地制約問題的背景
土地供應不足，是大部分香港人的夢魘：青年苦無上車之日；父母眼見子女無法置業，亦暗自苦惱；商家營營役役，卻難以負擔高昂租金。郭國全表示，香港社會有股抗拒力量，令政治決策節奏愈來愈慢，是影響土地供應的原因之一。但他指出，這處境並非香港獨有的，事實上世界各地的經濟發達地區都面對如此狀況。「美國經濟學家Tyler Cowen出版過多部著作，其中一部提及美國的政治風氣。他指出，愈來愈多美國人傾向反對華府的各項政策，而這種政治反對行動的目的之一，就是拖慢政府施政。」他解釋，現代社會科技先進，發達國家人們生活舒適，缺乏求變的動力，故不希望政府作出變革。相反，從前普遍生活窮苦，人們渴望改善，傾向支持政府施政，政治決策節奏當然比現在社會快。事實上，現代社會充斥着各種時事及民生議題，很多時候都會與政府施政產生矛盾，當中應以環保最為常見，因為社會發展時常伴隨着破壞生態的負面作用。「有人的確關心環境保育，所以向政府提出想法。但亦有人以環保為名，拖慢施政為實。」
「對於香港應該如何發展，社會各界都有不同意見，你說要推動這行業的發展，他說要推動另一行業的發展，七嘴八舌。其實無論哪個行業，都需要土地供應支撐，但香港租金實在太貴，所以優先解決土地制約的問題。」除了土地問題外，香港還面對人才不足的處境，郭國全指出，人才不足的背後原因，原來還是與土地制約相關。「公司人才不足，自然會到外地物色，外地人在港沒有物業，香港租金又貴，薪金若然不夠生活所需的話，當然不會來港。假若他們來港租樓的話，又會導致租金上漲。」
眼看香港停滯不前，總有人想起新加坡的發展模式。然而，郭國全坦言，香港絕不能複製新加坡模式。「新加坡、北京、上海的發展方式是不斷擴張土地、吸引外來人才，香港有土地制約問題，所以難以參考她們的經驗。」事實上，香港並非不歡迎區外移民，但香港的移民大多是為了家庭團聚，與新加坡的優才移民相比，性質南轅北轍。「新加坡的移民普遍學歷優良，持有大學學位；香港新移民大學畢業的比例則很低，部分更需要社會支援。從好的角度看，他們將來可能成為生產力，我們亦為數十萬家庭帶來了新希望。但從經濟發展看，我們難與新加坡相比。」他強調，港人必須接受土地制約的政治現實，又指港府多年以來在此背景下施政，平均經濟增長仍有百分之二，失業率約百分之三，基本等同全民就業，成績已算不錯。
科創未見突破 拖累經濟增長
發達地區施政緩慢，拖累經濟增長速度。郭國全指出，經濟長期增長緩慢的另一原因，在於科技創新未見重大突破。他解釋，雖然近年科創風潮直捲全球，但對社會生產力的影響其實不大。「Tyler Cowen曾指出，儘管現代社會的科技創新頻䌓，不過人們生活卻未因此產生重大改變。」他以避孕丸作例，指這項發明意義重大，讓女士可以控制生兒育女的時間，間接提升了整體社會的生產力。其他歷史悠久的發明諸如車輛、冰箱、電視、抽水馬桶、疫苗等亦是非常重要的劃時代發明。「近年的科技創新無疑相當厲害，例如薄如紙張、能屈能伸的電視、以電驅動的環保車輛，但你想深一層，車輛發明以來，即使不斷改善，還是一輛車；電視發明以來，的確變得更型格更先進了，但還只是讓人收看節目的電子產品，它們的主要功能還是一樣。」
「我們的生活素質好了，社交平台讓人與人的交流更精采了，但這些發明始終沒有令社會生產力出現重大改善。簡言之，人類文明的productivity-enhancing inventions and innovations（提高生產力的發明及創意）其實大部分早已出現。」郭國全認為，正因為目前人類還未發明或發現新的提高生產力的發明及創意，所以已發展地區長期維持緩慢增長。
香港人才走出去
香港屬於外向型經濟體，經濟表現往往受外圍影響。郭國全指出，改革開放以來，由於中國經濟發展快速，香港的角色已經大大改變。從前，中國的人力成本低廉，香港商人紛紛北上設廠；現在，中國不再僅僅是低成本的生產基地，更是潛力無限的成熟市場。「以前我們北上設廠，現在他們南下開辦公司。香港這方面一直十分出色，從商務服務的角度輔助中國。近年，當商人談起新生意時，總無可避免與中國扯上關係，這是大勢所趨。」最典型的商務服務包括金融、法律、設計、會計、傳媒等，都是中國企業家所需要的服務，亦是香港的強項。
郭國全表示，中港合作的例子並不止於上述服務。1980年代，香港的娛樂事業相當蓬勃，電影業更是享負盛名，作為亞洲首屆一指的電影生產基地，香港有東方荷里活、華人娛樂碼頭、華人夢工場等美譽。「從前香港的電影工業單打獨鬥，成績十分理想，在國際間打出了名堂。現在中國是全球最大的電影市場，超越了美國，連荷李活的同業都想打進中國市場。於是，他們需要與香港合作，因為現在中港電影業關係密切。」他又舉香港女歌手鄧紫棋為例，形容她是中港緊密關係的縮影。「她出生於內地，從小來到香港，年紀輕輕已經出道，之後更往內地發展，現在是紅得發紫的歌星。內地對她來說，就是一個龐大的市場和舞台。」事實上，不少香港歌影紅星如劉德華、張學友，在內地都有很多歌迷、影迷，也曾辦過中國甚或世界的巡迴演唱會。「所以說，如果香港的眼光只在本土，歌影事業可能早就走下坡了。」
走遍大江南北，為的是更多的工作機會。郭國全說，過去一段時期，香港的建築業比較低迷，沒有什麼大型建築項目，於是很多建築師放眼全球，四出奔走工作。「十數年前，杜拜的發展很快，一棟又一棟的宏偉建築極快地落成，其實香港的建築人才貢獻不小。」
國際企業走進來
香港各界人才出走海外尋找機會，國際企業則看準香港一國兩制的優勢，走進香港成立總部。郭國全指出，香港一直是國際企業拓展市場的熱門地。根據投資推廣署（Invest Hong Kong）的報告，2016年全港有7,986家國際企業的駐港公司，包括3,731家地區總部及地區辦事處。這些企業來自全球各地，以日本公司為主，美國公司的數量為第二名，內地公司則為第三名。
「不過，內地公司的數量增長最快，這是配合中國走出去的策略。」他解釋，很多內地公司都會開設國際部，用以處理中國以外業務，這個部門通常是獨立的，多設於香港，是為那些內地公司的國際業務總部。「有一間內地船公司向我透露，從前他們在全國各地都有地方分公司，後來發覺這種方式不便管理，於是重整公司架構。重整過後，這些分公司整合成為兩個總部，一個在北京，一個在香港。」這間船公司的內地業務由北京總部負責，因為方便與中央政府機構直接打交道；國際業務則由香港總部負責，因為香港是國際都會，不論金融、法律、會計各方面都有優勢。郭國全表示，這種做法十分普遍，所以每年都有很多內地企業來港開設總部。
「隨着愈來愈多內地企業來港開設總部，海外企業為了與內地企業打交道，也會更積極地來港成立總部。」簡言之，無論是內地企業拓展國際業務，還是海外企業打進中國市場，都會成立駐港公司甚或地區總部，讓香港成為中西企業的國際／亞太區總部中心。「包括內地企業的國際總部、跨國企業的亞太區總部在內，這些企業的駐港公司達8,000家，聘請逾42萬人。香港的就業人口也就380萬人左右，42萬人就佔了超過一成，比例相當高，成為香港經濟相當重要的一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