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開始探索中國轉型問題時，主流經濟學界以「不能分兩步跨過一個溝坎」作比喻，作為其倡導轉型國家採取激進的休克療法的理由。其實，現實世界中的溝坎並非都能一步跨過。面對一個過寬、過深的溝坎，採用一步跨過的策略必然掉入溝底；更為安全的做法是採用逐漸填平溝坎、逐步走過溝坎的策略。
不對號入座才能預測未來
理論的目的在於認識真實世界所出現的現象，經由這種認識對出現的問題提出改進的方案，並根據這種改進預測真實世界未來的發展。為何我們這本書中所提出的政策建議能夠在後來的改革中被落實，並較好地預測了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最主要的原因在於面對中國轉型期出現的各種現象和問題時，我們沒有簡單地對號入座，拿現成的理論作為分析的框架和判斷的基礎，而是深入了解中國出現的現象背後的形成機制，形成自己的分析和理論框架。對中國未來發展的預測，我們則直接抓住現代經濟增長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以及發展中國傢具有後發優勢的這一本質，了解到只要中國經濟能夠維持穩定，並在沿着比較優勢的發展過程中充分利用後發優勢，即使中國經濟還存在許多體制機制問題，經濟仍然能夠以高於發達國家幾倍的速度來增長。
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
我們三位作者對轉型問題的研究從1988年開始。我們在研究當時出現的通貨膨脹問題時認識到，存在於計劃經濟中的各種對市場的干預、扭曲，不是像主流經濟學認識的那樣是外生的，是政府無知的、錯誤的認識造成的；而是內生於保護、補貼當時存在的大量大型重工業企業的需要。我們在研究中發現，中國傳統經濟體制形成的邏輯起點是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由於重工業資本密集的特徵與當時中國資本稀缺的資源稟賦狀況相矛盾，重工業中的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缺乏自生能力，無法採用市場配置資源的辦法來推動重工業的優先發展，不得不由政府以行政手段，人為壓低利率、匯率、能源和原材料價格和工人工資以降低重工業發展的成本。工資水平被人為壓低後，為保證工人的生存，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也同樣被人為壓低。在扭曲要素和產品價格的宏觀政策環境下，各種要素和產品供不應求，只能採用計劃配置的辦法來保證重工業能夠得到資源的優先配置，而為了控制工業剩餘的使用和農業剩餘的集中，又不得不實行工業的國有化和農業的人民公社化，形成與宏觀政策環境和資源配置機制相配套的微觀經營機制。也就是說，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高度集中的計劃配置制度和沒有自主權的微觀經營機制這種三位一體的傳統經濟體制是內生的，是相互依存、互為條件的。
在上述的前提下，雙軌漸進的轉型方式，一方面給予原來優先發展的重工業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國有企業必要的保護補貼，這是維持經濟在轉型期穩定的必要手段；另一方面，放開符合比較優勢、原來受到抑制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准入，並以經濟特區、工業園區等方式為新進入的三資企業克服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的瓶頸限制，發揮政府有為的作用來支持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的發展，並充分利用後發優勢以取得經濟快速發展的務實措施。快速的經濟發展則能夠積累資源和條件，為改革原先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和相應的制度安排創造條件。所以，根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原則推進的雙軌漸進的轉軌方式，其實是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實現穩定和快速增長目標的最優路徑。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轉型的最終完成，則有賴於與時俱進的原則，根據條件的變化不斷深化改革才能實現。
採取休克療法，風險高
現有的來自西方主流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只看到政府保護和補貼造成的資源錯配和預算軟約束、尋租等問題，而沒有認識到這種保護和補貼的內生性，在要優先發展的產業違反比較優勢、企業缺乏自生能力的問題尚未解決之前，貿然地採用休克療法的激進的改革措施，取消各種保護和補貼，其結果是原來的大型企業倒閉造成大量失業，導致社會、政治不穩定。為了避免那樣的結果，以及因為資本密集型產業是維護國防安全和實現國家現代化不可缺少的基礎，在私有化後政府不得不仍然給予那些大型企業各種隱性的保護和補貼。由於私有企業尋租的積極性更高，所以補貼會更大，效率會更低，其結果和主流理論的改革所想達到的正好背道而馳。許多經驗實證的研究，證明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和遵循「華盛頓共識」改革的許多其他發展中國家實際的情形正是如此。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鴉片戰爭以來幾代知識分子共同的夢想，中國的落後源於經濟的落後，西方的發達讓中國知識分子相信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學上有一本真經，把那本真經取回來，按照西方經濟學所講的那些道理來制定政策認真實踐我國就能夠實現現代化。但是反思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和其他發展中、轉型中國家的經驗對比，這套真經其實不存在。理論的適用性決定於條件的相似性。因為條件不同，在西方適用的理論，拿到中國來也會有「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缺憾，更何況自亞當．斯密以來，西方主流的理論總不斷被後來新的理論所揚棄。從西方主流的新自由主義理論未能認識、預測我國轉型中出現的現象，也未能幫助其他轉型中國家實現轉型的預期目標，提醒我國社會科學界在學習西方主流理論的時候，不能夠簡單地照搬，必須推動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面對我國存在的問題，需要自己深入去了解問題的本質和歷史根源，尋找問題背後的原因，這樣形成的理論才能幫助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幫助我們作為中國的知識分子貢獻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