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東亞是世界上最為貧窮的地區，人多、自然資源少，曾被認為是世界上最不具發展希望的地區。然而日本在戰後迅速恢復，到了上世紀60年代成為第一個非白種人的高收入經濟體。接着東亞四小龍——中國台灣、中國香港、韓國、新加坡——到了上世紀70年代也成為充滿活力的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在這些事實面前，世界銀行作為世界上最為重要的多邊發展機構，在1993年出版了題為《東亞奇跡：經濟增長與公共政策》的專題研究，探討東亞8個經濟體發展表現卓爾不群的原因。這8個經濟體除了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外還包括印尼、馬來西亞和泰國。雖然我國從1978年底開始的改革開放到1993年，已經取得了15年年均9.7%的高速增長，在一個底子薄、人口超10億又處於轉型期的國家取得這樣的成績在人類經濟史上前所未有，但是《東亞奇跡》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故事，作為中國的經濟學者，蔡昉、李周和我三人義不容辭地在先前合作的基礎上，分析、探索了中國轉型期經濟高速增長背後的道理，預測了這個增長速度是否有可能持續，探討了如何深化改革才可以將之繼續保持下去，並以《中國的奇跡》為書名在1994年出版了我們的著作。
中國經濟將在2030年超越美國
1993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按當年的市場匯率計算為4,410億美元，僅為當年美國GDP 65,800億美元的6.7%，按2005不變價的購買力平價（PPP）計算，1993年中國GDP為17,800億美元，也僅為當年美國GDP 84,500億美元的21%。在初版中我們預測沿着改革開放以來的道路繼續深化下去，按PPP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會在2015年趕上美國，按當時的市場匯率計算，中國則會在2030年趕上美國。對於前項預測根據世界銀行最新公布的統計，我國將可提前一年在2014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對於後項預測，現在也已經是學界大多數人的共識。
中國的奇跡曾被質疑
但是在《中國的奇跡》出版的當年以及以後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的分析和預測遭到學界和輿論界的質疑，認為我們過於樂觀。不僅許多人認為說「中國的奇跡」為時過早，而且，中國崩潰論的聲音此起彼伏。原因是中國的轉型並未按照當時主流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主張的「華盛頓共識」，以休克療法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一次性的消除各種政府的干預、扭曲，而是採取了從主流理論來看最糟的漸進、雙軌的方式來進行轉型。主流經濟學界當時認為這種雙軌漸進的經濟是比計劃經濟還沒有效率，中國經濟的崩潰必然不可避免，轉型初期取得的快速增長只不過是當時中國80%以上的勞動力在農村，勞動力從附加價值低的傳統農業轉向現代製造業的暫時性結果。
準確預測中國近況
出乎主流經濟學界預料之外的是，在此書出版後20年中國實際的改革步驟、內容、進程和我們這本書所主張的基本一致，經濟也基本沿着我們在書中所預測的軌跡發展，經濟增長率不僅沒有下降，而且，還略有上升為年均9.8%。 2009年我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超過德國成為第一大出口國，2013年超過美國成為第一大貿易國。期間6.8億人擺脫了一天1.25美元消費水平的國際貧困線標準，為世界減貧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而且，我國還是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唯一沒有出現系統金融經濟危機的國家， 並在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後以強勁的增長帶動了東亞經濟體的迅速復蘇，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後成為國際經濟的中流砥柱，在2009年第一季度率先恢復增長，帶動了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和發達國家的復蘇。
同一時期，按照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進行經濟轉型的前蘇聯東歐國家，在轉型以後普遍出現了經濟崩潰，東歐國家在10年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才達到轉型前的水平，前蘇聯國家則在15年後才恢復過來。由歐洲開發與重建銀行和世界銀行在2006年聯合做的一項調查發現，包括蒙古在內的前蘇聯東歐29國有70%的人認為轉型後的生活比轉型前差。根據歐洲開發與重建銀行2013年《轉型報告》中的轉型指標，許多東歐和前蘇聯轉型國家價格放開、小規模的私有化、貿易和外匯市場的自由化在1990年代末基本已經完成，但是，治理結構、企業重組和競爭政策方面的改革則落後於發達國家的標準。在同一時期，亞非拉的其他非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國家，也按照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建議，推行了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改革，但是，經濟增長率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比改革前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低，經濟危機出現的頻率則更高，以致有的經濟學家認為，在「華盛頓共識」指導下的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是發展中國家「迷失的二十年」。少數幾個在轉型中實現穩定和快速發展的國家包括越南、柬埔寨、老撾以及上世紀70年代初就開始轉型的毛里求斯，推行的則都是和中國一樣的漸進、雙軌的改革。
發達國家總體上干預較少，市場運作比較有效率，並且，主張政府干預的凱恩斯主義未能解決發達國家在1970年代的滯漲和失業問題，於是以強調政府失靈、減少政府干預為基本思路的新自由主義到了上世紀80年代成為發達國家的主流思潮。鑒於轉型前發展中國家政府的過多干預，導致了要素和產品價格扭曲、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和整體發展績效很差等一系列問題，於是，以減少政府干預、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為內涵的新自由主義成為經濟轉型的主導理論，並在發展中、轉型中國家廣為流傳。根據新自由主義形成的轉型政策的主要內容有四：一、私有化，通過明晰產權把資源配置的權利和責任界定清楚；二、市場化，根據市場供需狀況決定價格，政府不干預價格形成；三、自由化，讓資金在國內國外自由流動，由市場配置資源。這些做法都合乎主流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且一環扣一環，論述邏輯是嚴謹的。經濟學界常說，同一個經濟問題問五個經濟學家會有六個不同的答案。對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曾任美國哈佛大學校長、財政部長和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薩默斯的評論最具代表性，即：主流經濟學界對社會主義國家如何成功轉型有一個出乎意料的共識，就是取消政府的所有干預，建立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唯有如此，發展中國家才可能改善經濟發展的績效。主流理論的這一籃子改革措施原先是在華盛頓的國際發展機構為拉美國家應對危機時形成的政策建議，所以，這些改革主張也被稱為「華盛頓共識」。
下文預告：中國即使體制存有問題，但經濟增長仍能遠高於發達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