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早大畢業後，惠秀受聘為母校高輪中學的教員，立馬趁暑假之便赴中國遊學。 他前赴瀋陽、北京、天津、濟南、青州、青島等地，拜會一些老師宿儒，更重要的是親自選購了一些中國新文學的作品，例如魯迅的《呐喊》（第四版）、張資平的《飛絮》、徐祖正的《蘭生弟的日記》等，都是1926年剛出版發行的。惠秀是個非常勤奮、實事求是的人，因而對他自己的漢語水準要求甚高。他坦言，「在這次旅行中，我第一次講中國話就能使人聽懂，感到十分高興。不過，覺得中國人的話講話很快，我還是聽不懂。」於是，在北京旅遊的三個星期裏，聘請了兩位中國老師給他補習漢語，同時學會了漢語注音。由此可見，身為早大支那文學專攻畢業生的惠秀，不再沉迷於四書五經和日本傳統漢學的研究，開始研讀中國的白話文學，要求自己能夠與當代的中國人溝通交流，立志從全方位角度認識中國的歷史和文化。
從中國旅遊回國後，惠秀繼續在高輪中學任教，每周上課41節，忙得不可開交，依然抽閒自修漢語，研讀中國新文學作品，開始收集中國留日學生及中日文化交流史料，計劃起草中國人留學日本史。1928年惠秀受聘為早稻田大學附屬第二高等學院講師，授課時間減少，下午三時後便可放學回家。於是，惠秀入讀東京外國語學校的夜校，專攻支那語，1930年畢業。 那時，惠秀已經33歲，而且在學術界漸露頭角。1935年晉升早大附屬第二高等學院教授，1949年改任早大法學院和教育學院教授，直到1967年依例從早大榮休，他與早大的關係，如果連五年的學生時期計算在內的話， 長達46年之久。
實藤惠秀與時代「交戰」
誠如余英時先生所說，「史學、史家與時代，都有密切的關係，沒有一個歷史學家可以完全脫離時代。」 實藤惠秀在他三、四十歲青壯年期間，正值日本軍國主義瘋狂侵華期間（1931-1945），雖然懷有一顆善良的心，保持對華友好的態度，但是未能完全逃脫軍國主義的荼毒和控制，更不能超越時代的影響，其思路變得紊亂起來。
在談論實藤惠秀紊亂的思路之前，讓我們了解他原來是如何看待學術研究的。在日本於1931年大舉侵華之前，他一直認為學術研究是一門科學，而他自己嚮往科學家的實事求是的態度。實藤在他的日記記錄了他的信念：
「 因為自己是日本人，自己的中國研究， 首先是為了日本，同時也是為了世界。對日本有利的東西，並不一定是從出發點開始就考慮『為了日本』才產生的。即使是兩國間的事，倘若不是用極冷靜而科學的立場來對待的話，就不可能得到真實的知識；若不是真實的知識，就不能對自己的國家有益。……從這個觀點出發，展現在［我］眼前的任何事件都應該是研究的物件，而不應該有好惡的感覺。」
中日戰爭開始 實藤憤而封筆
不過，1931年918事變 （盧溝橋事變）發生了，日軍大舉侵略中國東北，此事給實藤十分重大的衝擊，因為緊接下來的是日本政府和媒體發動的宣傳，鋪天蓋地而來，極盡顛倒是非黑白的能事。實藤這樣概歎：
「數十年來，人們總是說 『日支親善』、『同文同種』、『辰齒相依』等等，然而事變一發生，卻又突然改變說『貪婪暴戾』、『鬼蓄支那』了。……令人感到過去幾十年講的盡是騙人的大話。稱之為『敵』，卻不發布『宣戰公告』，又說以『軍閥』、『共產勢力』為敵，不以百姓為敵——這是戰爭的進步還是退步呢，武士道又是進步還是退步呢？……從這次事變看來，不能不感到武士道精神被糟蹋了，甚至也不能不懷疑古時武士道是不是也是這樣。」
實藤不滿日本軍國主義的侵華行徑，敢於指斥他們糟蹋了武士道精神，這是戰時日本十分罕見的事。但是，在強大的國家機制面前，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又感到回天無力，於是決定封筆。「這段時期，有些雜誌請他寫點東西。但有關事變的，他一概都不想寫。」 不過，有些由軍國主義政府攤派下來的任務，還是不得不做的，例如帶領學生充當「勤勞仕奉」志願工作者，為政府的工程擔任無償的體力勞動，表示「忠君愛國」。
不敵時代洪流 終為軍國主義背書
1937年夏天，實藤最終還是受不住來自上頭的威逼利誘，經不起早稻田大學出版部門的催勸，他寫了〈支那與教育〉一文，刊登于《早稻田春秋》第9卷第4號（1937年8月）。他在這篇文章檢討中國當代教育概況，對於西化而愛國教育不普及的教育，提出尖銳的批評：
「從整體教育來說，不能不說是變態的、病態的和不健全的。看來，國家的強弱大體上建立在教育的基礎上。北支事變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的7月19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的聲明中，有四次提到 『我們是弱國』， 這是很自然的。在這點認識上，我認為日本國民應該感激我國的普及教育，今後也必須努力使其永不衰退。」
實藤的邏輯是：清末民初的中國， 一味追求西化，淡化愛國教育。於是中國人變得不愛國，結果使中國淪為「弱國」。言下之意，這是自作自受、活該。從發表上述文章開始，隨着時局變遷，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愈演愈烈，實藤也就結束自我封筆的行動，對華的思路愈來愈紊亂。引用他自己的話，從這個時候開始，「以後就慢慢地、逐漸地掉進了自己欺騙自己、自己說服自己的泥淖中」 。他坦誠說「我自問曾做過一些對不起中國朋友的污穢事，為此我必須向中國人誠心道歉」。
近代中日文化關係研究的先行者：實藤惠秀系列之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