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以來的十幾年，世界變得很快，有七個因素在影響着香港、內地乃至全球的未來，也影響教育的未來。」梁錦松對《財經》記者說。
梁錦松是國際知名人士，擔任過多家國際銀行的高層管理職位，還曾出任香港特區第二屆政府財政司司長。因為「受命於危難之際對促進香港經濟發展所起到的卓越貢獻」，他被《財富》雜志評為「2001年度全球財經十大風雲人物之一」。
多年來，這位財經領袖一直關注教育問題。十多年前，他參與了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去年7月，身為香港南豐集團總裁的梁錦松「重出江湖」，牽頭成立了「教育2.1小組」，彙集17名社會各界知名人士，研究如何改善香港教育。
「原有的教育模式已經遠遠落後，但是我們的老師基本上還是前信息時代訓練出來的。」梁錦松在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說，「為什麼全球都在罵教育？每個人都知道世界在飛速變化，但是方向在哪裏？暫時還不清楚。」
不過，對教育問題的長期關注和思考，讓梁錦松對教育的未來有獨到的想法。他認為，未來人才需要具備「T型」的知識面，要有很強的素養和很好的價值觀，還要有終身學習的能力與興趣，「這樣，年輕人面對世界的轉變才不會慌亂，年輕人才能夠應對以後的轉變和未來的生活」。
目前中國內地的教育遇到巨大的挑戰，社會各界普遍對教育現狀感到不滿。顯然，梁錦松的思考有助於人們思考教育的現狀和未來，對內地的教育改革也不無裨益。
梁錦松說，「我經常想的是，二三十年後我的孩子會面對什麼問題？我唯一肯定的就是，未來充滿不確定性。教育要適應變革，教給年輕人應對挑戰的本領。」
為什麼參與教育改革？
《財經》：多年前您曾參與香港的教育改革，是香港教改的操刀手。作為香港財政界的領袖人物，是什麼機緣讓您關注起教育問題來了呢？
梁錦松：完全是機緣巧合。1990年我在花旗銀行工作，偶然的機會認識了後來的香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先生。當時他是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咨詢委員會成員，在李先生的介紹下，我參加了這個委員會。
大學教育資助咨詢委員會（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簡稱UGC）是一個咨詢機構，為香港政府提供關於高等教育、特別是大學教育的政策咨詢。它同時也是一個行政機構，下面有一個秘書處辦理涉及大學撥款的行政事宜，有一點像國內的教育部。
這是從英國拿過來的一個制度。英國人很聰明，因為官員和學者的溝通有時候可能不順利，所以就在中間建立了一個獨立委員會。
大學教育資助咨詢委員會吸納教育界、商界等各界精英人士組成，作為緩衝機構來協調政府和學術界之間的關係。大學怎麼撥款、學校開什麼科目、怎麼進行學術評審等問題，都由這個委員會向香港政府建議，政府一般不會駁回的。
《財經》：這個機構確實很有意義，可以緩衝政府和學界的矛盾。
梁錦松：我在大學教育資助咨詢委員會服務8年，做副主席、主席有6年，之後擔任了「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教育統籌委員會是香港最重要的教育咨詢機構，主要負責就本港整體教育目標和政策，向政府提供意見。
除了擔任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之外，我也是行政會議的非官方成員。有人說，行政會議是香港的「內閣」，其實它是香港政府的咨詢機構，威望比較高。當時特首董建華先生希望我專注教育問題，向他提供教育政策咨詢意見。
《財經》：2000年前後香港進行了教育改革，您是以什麼身份參與香港教改的？改革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梁錦松：我以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參與。香港教育改革涵蓋的方面比較廣，包括課程改革、取消小學升中學的學能測驗、學制改為「三三四」（中學七年變成六年，大學變成四年）等。
教育改革的方向是從教為主變為學為主，把很多主動權下放到了學校。在課程改革方面，我們強調學習的過程。香港教育局也同時做了不小的改革，主要是推動老師的考核和學校的治理方案。
《財經》：這次教育改革的效果如何？
梁錦松：當時引發不少爭議，曾有不少家長及老師反對。但外國有不少教育評審機構認為，香港教改非常成功。
香港教育改革實有其必要性。當時社會由工業經濟轉為知識經濟，工業經濟時我們的競爭手段主要靠便宜和優秀產品，而知識經濟加上互聯網的普及，令產品和服務講求個性化，社會需要培育講求「一工多能」、懂得與人合作，以及具有創意思維的人才。因此，過去的教育制度已不合時宜，需要轉變為重視個性化的知識型經濟人才。
七大因素影響教育未來
《財經》：2003年您辭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職務後，重返商界，為什麼近年來又開始「重出江湖」，關注教育問題？
梁錦松：因為這十幾年世界變得很快，有七個因素在影響着香港、乃至全球的未來，也影響教育的未來。
第一個因素是全球化，世界愈來愈成為一個「地球村」；第二個因素是新科技，正在迅速改變這個世界；第三個因素是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它導致發達國家債台高築，年輕人的負擔愈來愈重；第四個因素是發達國家的中央銀行印鈔票，導致貨幣貶值，貧富懸殊愈來愈嚴重——全球化和新科技也會導致貧富懸殊；第五個是人的壽命長了，每個人要面對的變動更多，無論是工作還是家庭；第六個因素是整個世界的地緣政治變化，在歷史上從單極到多極的轉變過程都是不穩定的；最後一個因素是代際衝突，不同代際人群的需求不同。現在的年輕人已經不滿足於物質需求，他們強調自我，關注的是自尊、自由、民主、人權等東西。
這七個因素注定未來社會是非常不確定的、甚至是動蕩的，年輕人面對的就是這樣的社會。我們怎麼樣去教學生，讓他們受什麼的教育，來應對這樣的未來？
因此，我和香港各界人士組織成立了「教育2.1小組」，重新來看教育。我們都沒有什麼官方身份，僅僅是從市民的角度關注教育，研究教育政策。這次不是往後看，而是往前看，為年輕人準備去應付未來世界的轉變。
《財經》：向前看，傳統教育模式確實難以應對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
梁錦松：原有的教育模式已經遠遠落後，但是我們的老師基本上還是前信息時代訓練出來的。這就是問題所在。為什麼全球都在罵教育？每個人都知道世界在飛速變化，但是方向在哪裏？暫時還不清楚。
《財經》：可以肯定的是，工廠式的學習制度已經遠遠不適應新的知識時代了。
梁錦松：對，用工業時代的學校來進行知識傳授的模式，已經過時了。以前我說過一句挨罵的話，香港有些學生是「高分低能」。遺憾的是，現在人們注重的還是應試教育，學生懂得念書，但是其他能力很低。
《財經》：在內地這個問題更加突出。所以應試教育不僅僅是香港教育的挑戰，也是內地教育的挑戰。
梁錦松：在信息時代，應試教育是最不適應的。換句話說，以前成功的，新時代是最不成功的。香港、內地乃至整個東亞，都要思考這個問題。
《財經》：東亞國家的應試教育現像都比較嚴重。應試教育只注重知識的灌輸，其實在信息獲取方便的時代許多「死知識」並不需要死記硬背。
梁錦松：中國學生在國際上很多排名比較高，包括閱讀能力、數學能力，但是學生學的是不是適應以後的發展？為什麼創新能力美國遠遠勝出呢？為什麼一些中國留學生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呢？我們缺了什麼東西？
中國人還是很優秀的，問題是怎麼樣在創新時代繼續保持領先，這是關心中國未來的人們需要思考的問題。
《財經》：過去，衡量一個人成功的標準是是否有知識。在新時代，成功的標準也在改變。
梁錦松：有一本書叫《成功》，它說成功者一般有三個素養：一個是有很強的自信，一個是有危機感，第三個是有很強的自控能力。很多念書很好的人缺乏以上素養。很多成功人士不一定是念書很好。現在最成功的人士是能進大學，但是不念大學。
分數是一定學習能力的體現，但只是知識而已，怎樣培養創新能力，素養怎麼學？大學錄取學生除了分數，也應該考慮其他能力。像哈佛大學，招收學生不只看分數，還考慮學生的發展方向、社區服務等，值得借鑒。
素養和價值觀不能缺失
《財經》：那麼在您看來，我們的教育缺了什麼東西？
梁錦松：其實就是缺了素養和價值觀。未來機器人的智力將會超越人類。有人說，要不你是科技的奴隸，要不你是科技的主人。但是，機器人有三個方面大概是做不好的：第一個是理性和價值觀，第二個是創造力，第三個是企業家精神，最重要的是創新、冒險和堅毅精神。
這些就是素養，素養還包括創業精神、團隊精神、領導力、懂得贏懂得輸、有自信、有自控力等等。
《財經》：很顯然，這些素養很難在學校的課堂上培養。
梁錦松：香港一般理解，不能進一個好的學校就「輸在起跑線」。可是，素養不是在課堂裏面可以學習到的，而是需要體驗式學習。關鍵不是你能不能進一個好的學校，而是你有沒有豐富的體驗式學習的經歷。
標準答案培養不出未來社會需要的素養，因此需要提供一個安全、可信任的環境讓學生去摸索，在體驗式的學習環境裏培養。但政府一般比較少去思考這個問題。在香港，這些方式也是很缺失的。
《財經》：應試教育的最大問題，就是只注重知識積累，不重視學生素養，忽視價值觀培育。
梁錦松：如果老是追求什麼考試分數，而不注重創造力、自控力、自信等素養，還有價值觀，是不是把學生的注意力引到了錯誤方向？
價值觀最重要。公義、同情心、謙卑、愛人等價值觀，不一定是在學校裏面學的，更不是考試可以考到的。當然，價值觀也需要家庭培養，需要營造一個好的社會環境。
《財經》：在一個變動不居的世界，應該強調價值觀。可是如果沒有信仰的支撐，價值觀也是很容易動搖的。
梁錦松：確實，沒有一個形而上的標準是非常危險的。僅僅根據人的規則辦事，但是人的規矩隨時是可以變的。如果所有規矩都以少數服從多數，所謂「民主」可能導致對少數人的專政。
《財經》：中國的一大問題就是全社會缺乏信仰。十幾億人沒有形而上的追求，只有形而下的物質欲望，造成的問題是非常可怕的。其實，中國古代社會也是沒有信仰的，為什麼幾千年裏還能比較穩定？
梁錦松：有啊，中國的古人們信「天」，相信天理，相信祖宗。現在我們完全無所畏懼，不相信「天」，不相信祖宗，不相信報應。沒有人之上的東西就麻煩了。
一個社會沒有信仰，是很危險的。因為如果人們心裏沒有「神」，沒有天理，沒有良心，什麼壞事情都能做出來。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教育面臨的挑戰更嚴峻。
未來需要什麼樣的人才？
《財經》：現在世界面臨一個巨大的變革時代，教育如何變革才能適應未來的需要？
梁錦松：我們認為，未來人才需要具備「T型」的知識面，有很強的素養和有很好的價值觀，還要有終身學習的能力與興趣。這樣，年輕人面對世界的轉變才不會慌亂，年輕人才能夠應對以後的轉變和未來的生活。
《財經》：什麼是「T型」的知識面呢？
梁錦松：就是既需要廣博的知識面，又能夠深度掌握一門知識。廣博的知識面是「T型」的「－」，一門知識是「Ｉ」。
我念書的時候，中學四年級就開始分文科理科。這是工業社會的要求，因為分工可以降低成本。今天已經不是這樣了。現在要求把很多不同領域綜合起來，為客戶量身定做一個產品或者是服務。所以，現在要求比較廣闊的知識面。
當年香港教育改革也提出，學生要有廣闊的知識面。但現在回頭看，有些科目的知識深度不夠。現在是創新經濟時代，擁有「T型」知識面的人才是最需要的。
《財經》：要培養學生的素養，對現在學校裏的教學科目設計也是很大挑戰。
梁錦松：我們強調的不是學生念什麼科目，而是整個社會怎樣聯手為學校提供不同的學習經歷。
香港的老師們可能太忙了，所以一方面要提供多點資源，另一方面要拿走現在一些的枷鎖，我們叫「拆牆松綁」。也要提供資源，為老師多提供點兒空間，解放他們的時間，讓他們除了傳授知識之外，還要幫助學生、關愛學生，指導他們怎樣去思考問題。
《財經》：這意味着教育要發生巨大變革，但是改變其實是很難的。內地從上世紀80年代初就批判應試教育，後來提出了素質教育，可是已經過了二三十年，還是沒有什麼成效。
梁錦松：這和社會選才的方法有關。我們作為雇主看得很清楚，大部分成功人士不一定是念書最好的。現在基本上在考知識，真正的學問是超出知識的。
《財經》：這是不是也和文化傳統有很大的關係？中國1000多年的科舉考試講究的是「學而優則仕」，好像書讀得好就是萬能的。
梁錦松：肯定的。每一個教育制度都緊緊地和它的文化、歷史、社會背景連在一起。中國人注重教育，我們的老師是很優秀的，都很努力，但是有包袱，包袱就是應試教育。
應試教育應該被拋棄。今後教給學生最重要的，是終身學習的能力和興趣，是素養和價值觀，其他交給機器做就行。
《財經》：只有社會形成共識、形成合力，才可能對改變教育制度有實質性影響。
梁錦松：任何公共政策其實影響都很長遠，有的是影響十幾年的事。教育是對社會具有長期影響的話題，應該全社會都關注。政府往往四五年一屆，很少有精力和興趣去研究長遠問題。
當年我們推動教育改革，現在看見自己的小孩深受當年教育改革的益處，但是也深受其害，所以就有感觸。本來我離開政府很久了，人家問我任何事，我都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但是教育問題，我是要講的。
現在我思考的不光是現在的問題，也不僅是十年後的問題，我經常想的是，二三十年後我的孩子會面對什麼問題？我唯一肯定的就是，未來充滿不確定性。教育要適應變革，教給年輕人應對挑戰的本領。
原刊於2017年2月20日出版的《財經》雜誌，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