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前文所述的事跡外，實藤惠秀亦積極參加由日本進步人士竹內好等人組織的抵制日本軍國主義的 中國文學研究會，憧憬中國新生和美好的未來。不過，實藤惠秀未能完全擺脫日本軍國主義的操控，曾經對中國人說過一些違心的話，做過一些後悔莫及的事， 但從骨子裏始終保持對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誠敬， 因此不時自言自語「我為生在日本而感到痛苦！」 戰後，他積極參與學術和社會活動，推動中日友好， 重寫《中國人留學史》，矯正戰時錯誤的觀點。
實藤惠秀胸懷日本，面向中國，以促進中日友誼和文化交流為己任。這種親華思想和行為，不管是在戰前或戰後，經常與日本國策背道而馳，被視作異見分子，也被迫游離於日本上流社會，因而經常感到寂寞、無奈。但是，實藤並不孤獨，因為具備良知良能的人畢竟是日本社會的大多數，不過他們是未能掌握話語權的沉默的大多數。這情況一如中國文革十年動亂期間，是非黑白顛倒紊亂。戰時實藤和竹內好等人被指為日本國內的牛鬼蛇神。他們到底是人還是鬼，歷史自有公論。
本文旨在簡介實藤惠秀成為近代中日文化關係史研究拓荒者的心路歷程，並借此從側面反映近代日本社會中沉默的大多數的中國觀。以篇幅所限，本文對實藤眾多的學術著作，只能摘要評述。
接受僧侶教育
1896年5月13日，實藤惠秀出生於日本廣島縣一個邊遠貧困的山村，幼名「嘉一」。就在嘉一出生這一年，亦即中國甲午慘敗翌年，清廷派遣13名學生赴日留學——這是破天荒的行動，因為中日文化交流2000年的歷史開始逆轉。作為文明古國的中國，放下2000年老大帝國的身段，願意派遣留學生赴日取經，尋找現代化的奧秘。在日本國內，由於破天荒地大清帝國的學子負笈擔凳，使日本朝野上下驚喜不已、自豪不已、歡樂不已。但是，中日關係的逆轉尚未引起嘉一家族的注意， 因為他的祖父是佛教淨土真宗的和尚，在貧脊的島根縣傳道，備受當地民眾尊崇。實藤家族誠心禮佛和務農，沒有關注彼岸中國的事情。小小年紀的嘉一，亦以實藤家族出現知書識禮的佛教僧侶為榮，經常要求比他年長十歲的大哥及其他長輩一起玩「我是和尚」的遊戲，由他向他們循循講經說教。而且嘉一很早便成為家鄉廣島縣本願寺派長善寺的信徒，獨自前往長善寺誦讀佛經，嚮往極樂淨土的佛教世界，希望擺脫貧困鬱悶的山村生活。小學畢業後，嘉一沒有升讀普通國民中學，毅然前往長善寺受戒為僧，接受僧侶的教育，取法號為「惠秀」，而該寺對聰敏的惠秀寄予厚望。
在長善寺經過幾年的僧侶修行，思想早熟的惠秀還是忘懷不了寺外風雲變幻的大千世界，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民主思潮澎湃，加上鄰邦中國在辛亥革命後社會異常動亂，都吸引了惠秀的興趣，於是他決定破戒還俗。當時，惠秀領悟到學海無涯，佛法無邊，但是產生了人生哲學的一大問題：作為一個人，如果沒有確立事業基礎，就只能沿門托砵，俯仰由人，在世上就不能安心立命，這個人拿什麼對人說教傳道呢？ 於是，1919年惠秀從邊遠的廣島縣長善寺去數百裏外的東京，入讀高輪中學初中三年級，那時惠秀已經二十三歲，比同班同學年長約七、八歲。1921年惠秀入讀剛成立的早稻田大學附屬第一高等學院 （以下簡稱「早大一高」），接受高級中學和大學預科的教育。在早大一高讀書時，惠秀原本打算主修日本文學。 一位老師告訴他，「要學好日本文學，首先要學好支那語。 不懂支那語，無論如何也學不好江戶文學的。」 因此，除英語之外，惠秀選修支那語為第二外國語，開始學習漢語。
早稻田大學中國文學系第一屆畢業生
1923年惠秀在早大一高畢業，考入早稻田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日語「支那文學專攻」），成為早大中文系最早的學生之一。當時日本國勢如日中天，而中國軍閥割據橫行，國力衰弱，中國文學在日本的高等院校成為冷門學科；在早稻田大學也不例外，與惠秀同系畢業的同學只有一人。1926年，惠秀畢業後，早稻田大學當局感到中國研究學系生源奇缺，決定撤銷該系，不再招生。 早大的決定使重視學統的惠秀感到失落，因為在早大中國研究學統中，他既是第一屆畢業生，也是最後一屆的畢業生，在二戰前處於「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境地，失落之情可以想見。但是，惠秀並不感到難過和失望。他說：「在大學的三年間，我雖然學習了中國文學， 但和我起初的願望多少有些不一致。除了音讀部分是青柳先生擔任的《紅樓夢》以外，其他則全是古代作品的訓讀了。」 他回憶說：「我的畢業論文題為《支那志怪小說所表現的命運觀》，看上去範圍很廣，其實不過是以《聊齋志異》為中心，旁及六朝神仙小說而已，可以說是名實不副的。」 言下之意，承認他的論文未能提供對於中國社會文化作實質的了解。
在早大中文系三年裏，惠秀還是獲益匪淺。他「起初的願望」是什麼呢？就是不但認識傳統的中國，也要認識當代中國，特別是中國人的苦難、奮鬥和中日友誼互動實況。三年下來，雖然語境艱辛，這些願望還是多少達到了，因為得到名師課外特別指導。惠秀在回憶「兩三件難以忘懷」的事時，第一件是片上伸教授給惠秀讀到《語絲》——一本來自中國的白話文的雜誌。當時日本的主流社會，若是喜好中國文學的，就必然偏重古典文學，特別是古代的詩詞歌賦和文言文；對他們來說，五四以來的中國新文學是不值一顧的。但是，惠秀的想法完全是兩碼事。他十分看重《語絲》這本雜誌，認為這本雜誌給他引進新氣息，啟發他對中國的新思維。惠秀說：「［對一般日本人來說， 看到《語絲》］雖然是件小事，然而對我以後前進道路影響卻是巨大的。」 從此，惠秀不但從中國古典文學的管道認識中國，而且通過白話新文學去瞭解中國和中國社會文化。第二件是片上教授送給他很多中國新文學的譯著。惠秀回憶說：「其中有：魯迅譯的《一個青年的夢》、《愛羅先珂童話集》，周作人譯的《現代小說譯叢》、《點滴》，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嘗試集》、《胡適文存》第一集，此外還有文學研究會叢書等等。 這些書上，大部分都署有『片上先生惠存』字樣。我當時雖然年輕，但要搬這麼多書也着實費了很大的力氣。」
不顧惡劣語境 逆流而上
當時，這些白話文的讀物，在日本是不容易得見的。惠秀認為這些讀物給他平添一個重要的管道，可以更能確切了解中國和當代中國人心路歷程。第三件使惠秀難以忘懷的事就是早大一高校長中島半次郎的一席話。這位中島校長，曾在1906年到1909年任教於天津北洋師範學堂，由於與中國人多所交往，同情中國當前的困境， 以及了解中日關係的危機。中島校長對惠秀說：「聽說你在學習支那文學，不過不要只是研究，還要創造出以支那為題材，特別要創造有日本人和中國人登場的文學。」惠秀承認「這句話對我以後的成長也是很有啟發的……。在我以後研究留學史的過程中，遂漸有所領悟。」 惠秀知道自己不是小說家或詩人，而是學術研究者，編寫一部波濤壯闊的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不就是中島校長所指「創造有日本人和中國人登場的［廣義上的］文學」嗎？
當然，惠秀對苦難中的中國的興趣愈來愈濃，不顧惡劣的語境，逆流而上，除了恩師的開導之外，還有自身因素。他解釋說，「其所以被中文的魅力所吸引，除了從內心喜歡中國和中國人之外，可能和我在高小畢業之前就常去寺廟照本宣科地念［頌］經書有關。」 也就是說，血氣方剛的惠秀立定認識中國的決心後，就像一個入定禪僧，哪怕「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他還是邁步向前，永不言退。
近代中日文化關係研究的先行者：實藤惠秀系列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