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鄧小平領導中國改革開放（亞新社）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誌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四項基本原則
基辛格認為社會動盪乃至國力的枯竭，最終促使人們開始思考出路。鄧小平領導的中國改革開放，就是反文革之道而行，它就是中國新的出路，實質上也是秩序的再造。回顧改革開放早期幾個關鍵時節點：（1）1979年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經濟特區；（2）1982年確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農村包產到戶；（3）1984年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4）1986年啟動全民所有製企業改革，國務院作出《關於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活力的若干規定》。通過幾個重要政策措施的製訂推行，國家鼓勵農村、城市、各個區域，企業、家庭、個人勞動致富、創業致富、改革致富、商業致富。甚至利用政策製造空間差別，特殊地區依賴特殊政策先致富。這種利益驅動，先調動部分人的積極，然後帶動大批人的積極性，最終營造全民捲入商品大潮的新局面。
「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鄧小平的名言。他敏感地預測到，這種改革必定帶來意識形態的爭論，也即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爭論。鄧小平祭出第一個防禦法寶，用大家長的權威制止說道，「不要爭論」。第二個戰略武器集中表現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全會《沿着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鄧小平正式確立「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四項基本原則為立國之本，以改革開放為強國之路。
對外開放 對內改革
早在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強調：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權，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所謂四項基本原則，是政策性、政治性的思想大框架。這猶如萬里長城圍起配備高壓線的高牆，誰碰上誰就得名敗身亡。它的好處是繼承襲用並強化了牢固的國家機器。新穎之處在於用現代化裝飾門面，掛上改革開放的政治招牌，順理成章低成本，高效率運作。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大膽進取，卻有保證社會政治安定，國家安全基本保障做為前提。中國大膽引進國外資本主義，同時在國內大力發展自由資本主義。經濟上的自由甚至放任，因依仗牢靠的政治安全框架，製造出現代中國經濟新模式。經過20、30年的努力，真正創造了當代世界經濟奇蹟。
毛澤東建構的秩序潰敗，禍及原來在黨、政、軍、民心中紮根的共產黨執政合理性。面對這一危機鄧小平深諳戰略平衡術。他一方面推動改革開放，擁抱商品經濟連接東西方市場，鼓吹重商主義，發展生產，鼓動民眾對財富的渴望，最大程度滿足其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強化共產黨執政的思想——法律武器，保證社會秩序持續穩定，維護了黨與國的雙重利益。這些政治手段純熟老練使用，不招非議地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對姓社姓資不討論，不爭論，是鄧小平的一時高明之處。鄧小平實用主義偉大實踐就是摸着資本主義石頭邁過經濟發展之大河。現在看來，鄧小平對建立中國新秩序的偉大貢獻得益於左右逢源，隨心所欲。在過去30年，中國社會主義大道上，資本主義的列車飛速奔跑。
基辛格《世界秩序》一書第一章歐洲：多元化的國際秩序中評價十七世紀法國首輔大臣阿爾芒・讓・迪普萊西・德・黎塞留，對這位樞機主教一生有三點結論：第一，成功的外交政策有一項內容不可或缺，一個基於通盤分析的長期戰略觀。第二，政治家需要認真分析曖昧不清而且往往相互抵觸的紛雜外力，把它們引向服務一定目標的一致方向，並通過這一過程行成長期戰略觀。政治家必須了解這一戰略的走勢及其原因。第三，一位政治家必須盡最大之可能彌合本國社會的現實與所追求目標之間的差距。循規蹈矩會導致僵滯，因此需要敢作敢為。這段話，幾乎可以一字不改，合適套在鄧小平人生最後20年偉大的政治生涯身上。正是他領導中國共產黨用實用主義的態度，堅持對外開放，對內改革，讓中國富起來，完成資本主義原始積累與資本主義成熟發展的歷史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