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香港.聖保羅

聖保羅的歷史證明,洋人辦的學校、洋教會的學校,從另一個角度看,其實在東西之間、傳統與現代之間,築起了一道橋樑。
封面圖片:聖保羅書院165周年晚宴(聖保羅書院)
 
聖保羅書院,俗稱「聖保羅男校」。在聖保羅書院教過3年書,因而周日有幸參加165周年晚宴,等於上了一堂香港教育史的課——晚宴附送的書《中國.香港.聖保羅》,是不可多得的一份歷史記載。
 
這是一本467頁的厚著。編者是聖保羅書院同學會組成的一個編輯委員會,「由29位跨越40屆的校友以業餘性質組成」,自2009年起,歷時17年而完成;以歷史為背景,人物為線索,裏面包涵接近101名校友,包括畢業生、幾位校長和早期的神職人員。
 
書分12章,綜觀香港自1848年至今的各個歷史時期,以及橫跨政治、文藝、宗教、學術、經濟、商業、體育等各個方面;每一章的末尾都附有非常認真、詳細的參考條目;每一個篇章後面,有時候可以有150多項條目,媲美博士論文,絕不簡單;因此,這不是一般的校友描述,而是有很大參考價值的歷史書。
 
校友之中,現代的如曾鈺成、任志剛、葉澍堃、鄭丹瑞、曾德成、劉兆佳、蕭若元、蘇孝良、詹德隆、程翔、詹志勇、何耀棣、丁午壽、科大偉、伍步謙……還有現在或者曾經在社會上活躍的如梁憲孫(名醫)、陳黃麗娟(聖保羅男女中學校長)、陸觀豪、勞永樂、李永達、張超雄、林江華、劉秀成、林本利;但也有稍微早一點的,鍾士元(1936屆)、葉若林(1936屆);或者更早一點的黃焯庵(1920屆)、謝雨川(1916屆)、謝百昌(1920屆),都是筆者幼時常常聽到的名字。
 

舊生名人 如雷貫耳

 
有些人們非常熟悉的名字,例如「華南影帝」吳楚帆(1925屆)、「粵劇泰斗」薛覺先(1919屆),還有最早拍電影的黎民偉(1912屆),很少人知道他們在聖保羅念過書。不過,當時的社會狀態不同,並不一定每名學生都是完整念完;其中也有在小學念過的。
 
讀者也許馬上就會想到,聖保羅一定還見證了許多歷史上的偉人。的確,聖保羅立校於1848年,比皇仁書院前身的中央書院要早(1862年創校),因此出了不少當時很了不起的人物(以下資料取自該書)。
 
其中一位典型人物是伍廷芳,看這本書才知道他於1855-61年在聖保羅念書,留學英國,成為首位華人大律師、首位華人太平紳士、定例局(今立法會)首位華人議員。當然,伍廷芳更出名的是在李鴻章幕下,任中國首家鐵路公司總辦,還兩次擔任駐美大臣;辛亥革命以後,在不斷變換的政府中,擔任過司法總長、外交總長、代理國務總理、代理大總統。
 
另外一位是唐廷值,1849-51年在聖保羅念書,曾在怡和洋行、招商局擔任要職,並入股參與製糖、玻璃、保險、繅絲等工業,成為上海最有影響力的資本家。王寵惠,1887-91年在聖保羅就讀,後在天津北洋大學念法科,獲得中國第一所大學的首張文憑;後獲美國耶魯法學博士,並在英國獲得大律師資格;參加同盟會,於辛亥革命後歷任要職——司法總長、外交總長、教育總長,直至國務總理;曾擔任歷史性的國際聯盟大會中國的全權代表;抗戰前夕,為外交部長;抗戰期間,任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並隨蔣介石參加開羅會議(《開羅宣言》)。
 

學貫中西 貢獻國家

 
聖保羅當年的畢業生中,由於能操流利英語,因此在國際舞台上為中國做出了很大貢獻,而他們又不是「買辦」,書中記載這些中英皆通的「新型」知識分子,曾在上海租界、在美國,無數次反對歧視華人的政策,他們甚至可以說是當時雛形的「公眾知識分子」。
 
他們還在香港創立中文報紙,如《華字日報》(1871)、《循環日報》(1874),其中1856-64年在聖保羅念書的陳靄庭都是創辦人,陳後來代表清廷出使美國與古巴;他們之中,又有不少人參與創立香港的慈善團體,如東華三院、保良局。
 
聖保羅又培養不少宗教領袖,如歷屆的聖公會會督、主教莫壽增、鄺廣傑、蘇以葆;又如天主教澳門教區主教李斌生。
 
香港於1842年割讓予英國,1843年殖民地牧師已經抵港,馬上着手辦學。1847年由於捐贈人的建議,定名為聖保羅書院(St Paul’s College),1851年正式成立;它當時是香港的最高學府,比中央書院(皇仁書院前身)還早了11年。聖保羅後來的發展,還有許多滄桑曲折,這裏暫且不表。
 
但就聖保羅早期與近期的畢業生看,真是豪傑輩出,但是回饋社會、貢獻社會的心,卻始終不減,這點值得我們深思。該書記載,1862年思想家王韜在〈香海羈蹤〉一文中說:「中環有保羅書院……教以西國語言文字,造就人才,以供國家用。」在〈物外清游〉中又說:「保羅書院……皆許俊秀子弟入而肄業,學成則備國家之用。」

 

豪傑輩出 超越政治

 
觀乎上述清末民初的聖保羅畢業生,在學貫中西之後,心懷大志,以極大的魄力,為國家在國際上的開闢,功不可沒,也可以說是中國現代化的先驅;在很多只知道以簡單的政治劃線的人來說,就很難明白。洋人洋教,為什麼辦出來的學校,畢業生卻「學成則備國家之用」。按某些邏輯,洋人洋教,必然培養出「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假洋鬼子,借着與洋人溝通的本事,騎在華人頭上作威作福。聖保羅的歷史證明,洋人辦的學校、洋教會的學校,從另一個角度看,其實在東西之間、傳統與現代之間,築起了一道橋樑。
 
還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聖保羅的早期畢業生,跨越了清朝與民國。在改朝換代的歷史時刻,他們沒有被看成是前朝遺老,他們自己也不是為了鬥爭而工作,而是繼續為國家努力;他們是那時候稀有的英語、外交、法律、經商人才,朝代如何變更,他們的報國之心不變。
 
環觀晚宴的2000多位聖保羅畢業生,真是包羅萬有,幾乎每一個界別的翹楚,甚至每一個政治派別的人,都有聖保羅的畢業生,怪不得165周年慶祝的主題是「保羅萬有」。
 
他們為香港、為國家盡心盡力,而不會因為政治而撕裂。鄭丹瑞在台上說:「我們聖保羅的畢業生,任何行業、任何崗位都有;唯獨有一個崗位還沒有人」,馬上指向曾鈺成,全場歡聲雷動。
 
這就是聖保羅!
 
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程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