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報刊與華人社會

香港是世界上報業非常發達的地區之一，中文報業的起源亦很早，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本地出版的中文報刊為數相當可觀，對海內外華人社會影響頗大，在近代中國報業以至全球華文報業史上，擔當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原因之一，是外國傳教士率先在香港鑄造活體中文鉛字，近代中國報刊和圖書出版，就是在中文鉛字的基礎上逐步發展起來的，中文鉛字在當時且有「香港字」之稱。第一家用活體鉛字排印的中文報紙，就是《香港中外新報》（後來稱為《中外新報》）。該報刊行逾60年，蛻變為《香港華商總會報》，不久改組為《華僑日報》，三者實有一脈相承的關係。

《華僑日報》承接香港早期的辦報傳統，開創中文報紙的嶄新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為香港第一大報，見證了香港社會的急劇變化和迅速發展。該報在相當程度上亦能反映華人社會的訴求，傳達了華人精英的見解和廣大市民的心聲；在報道內地消息和服務海外僑胞兩方面，均作出了貢獻。以《華僑日報》70年的報業歷史和報紙內容為線索，探討二十世紀香港報業的進程和香港社會的變遷，尤其是華人社會的現代化歷程，是很重要和有意義的。

香港報業始於1840年代初，早期出版的都是英文報刊，中文報刊方面，最早面世的是1853年9月創刊的《遐邇貫珍》。不但在香港，在中國內地以至全球華人社會中，這是鴉片戰爭後，最早出現、而且是用鉛字排印的中文報刊。「報刊」是報紙和雜誌（期刊）的統稱，從內容來說，報紙主要是刊登新聞，雜誌則以刊載評論為主；一般人區別報紙和雜誌的方法，多從外觀着手，因為報紙為摺疊的，雜誌為裝訂的。《遐邇貫珍》是雜誌，《中外新報》是報紙，雜誌的出現是先於報紙的。

論者指出，報紙構成的要素包括公告性、定期性、時宜性和一般性：一、公告性，即消息傳達的方法；二、定期性，因新聞的公布需要定期刊行；三、時宜性，一切廣義有新聞價值的材料均可包含在內；四、一般性，指普通報紙的內容有一般興味而言。前二者為報紙外觀方面的特色，後二者為報紙內容方面的特色。概括地說，報紙（newspaper）的原質「即新聞公布之謂也」；再扼要一些，「直可謂為新聞（news）」。香港早期的報紙或為周三日刊（即星期一、三、五或星期二、四、六出版），或每日出紙，星期日都休刊。後來由於社會發展和需求漸增，加上同業競爭，每日出版遂成報紙常態，《華僑日報》首創報紙星期日照常出版的先河。

在1990年代中，新聞史研究者李少南將香港報業史分為「精英報業」時期（1841-1873年）、「黨派報業」時期（1874-1924年）和「社經報業」時期（1925年以後）。1925年創刊的《華僑日報》，是商營企業報紙出現的標誌，可以視為「社經報業」時期的代表性報紙，而且該報一辦就是70年，戰前、戰時及戰後持續出版，至1995年1月停刊。同年6月創刊的《蘋果日報》，「以完全市場導向的姿態加入競爭，衝擊整個報業市場」，從而躍居香港三大暢銷報紙之一。所以不妨認為，以商營企業報紙為標誌的「社經報業」時期，是1925年至1995年；1996年以來，香港報業已踏入以完全市場導向為特色的「大眾報業」時期，銷量最多的報紙依次是《東方日報》、《太陽報》和《蘋果日報》。這是從香港報業本身的發展而言，而香港報業與近代中國報業以至海外華文報業又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早期的中文報刊都是來華的外國人創辦的，中文報紙最先都是英文報紙的附刊，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以前，報界幾乎是「外報」的天下；後來這些中文報紙或歸由中國人獨立經營，而國人自辦的報紙亦逐漸抬頭，取代了外報的部分勢力，下開「民報」勃興現象。此後的中國報業，主要走兩條路線：政治性的報紙，在經濟上常有固定的輔助或津貼，對營業不甚注意；營利性的報紙，雖然時刻謀求經濟獨立，但限於政治和社會環境，起初未有任何成就。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尤其是1926年國民革命軍北伐以降，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期間，是中國報業空前蓬勃的時期，不僅營利性的報紙在企業化的道路上邁進一步，不少政治性的報紙亦向企業化道路推進，甚至出現「企業化與政治化的合流」。推其原因，一方面由於日本侵略日亟，民氣高漲，刺激報紙銷路；一方面由於工商進步，交通發達，產生有利報紙滋長的環境。而報紙本身不斷改進，銳意於社會服務與業務推廣，益使它獲得讀者的信賴與支持。

香港報業的發展情況大致相同，不過「民報」的出現顯然較內地的報業中心上海還早。所謂「民報」，就是由華人自己辦理的報紙，亦即「民辦報紙」，文人和商人所辦的報紙都包括在內。論者已予指出，在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歷史上，香港於幾個方面都擁有特殊的地位：第一，它是中國近代報業的發祥地；第二，它曾經是國內各種政治力量共同的輿論基地；第三，它是中國大眾化的商業報紙起步較早、發展較為充分的地區；第四，不少香港報紙，立足香港面向內地和海外，其影響不僅限於香港一隅之地。以下舉述若干重要的報紙略加說明。

1842年起，西方人士在香港相繼出版了一些英文報刊，第一種每天出版的日報是1857年創刊的《孖剌報》（The Daily Press），該報旋即創辦一種商業性質的中文報紙，名為《香港船頭貨價紙》，後來又創辦《香港中外新報》，除了伍廷芳（1842-1922）曾參與其事而廣為人知之外，該報早期的歷史缺乏可以佐證的材料。香港中文報紙最為學界注意的，首推1874年王韜（1828-1897）主辦的《循環日報》，因其開中文報紙論政的先河，當時連日本報界也受到香港報紙的影響；其後有《中國日報》，是1900年孫中山（1866-1925）派陳少白（1869-1934）等人來港創辦的報紙，被譽為「革命報紙的元祖」，辛亥革命後遷至廣州出版。此外，抗日戰爭時期廖承志（1908-1983）所辦的《華商報》也備受重視；1941年的《光明報》，則是北京《光明日報》的前身。至於早期在香港社會一直佔有重要席位的商業報紙，例如向來受到香港史研究者注意的《香港華字日報》，至今仍缺乏全面而深入的探討，不過學界大體上對這類報紙的價值是予以肯定的。中國報業史權威方漢奇說：

「中國資產階級的商業報紙起步於本世紀［20世紀］的最初十幾二十年，華東地區的上海和華南地區的香港，曾經是這一類報紙相對集中的地區。20世紀30年代前後，上海香港兩地的資產階級商業報紙，都曾有過比較大的發展。直到抗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爆發，才歸於沉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內地的資產階級商業報紙已經風流雲散，而香港則由於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這一類報紙仍然保持着強勁的發展勁頭。」

香港報人、報業史專家林友蘭指出，1920年代中，「香港社會受了新增的大量人力財力所影響，各方面都起了變動，在經濟方面，最顯著的是新九龍地區的開發。在文化方面，是兩家商辦報紙的創刊」。他所說的兩家商辦報紙，一是岑維休（1897-1985）創辦的《華僑日報》，另一則是《工商日報》，都在1925年相繼面世。其後雖經香港淪陷時期的打擊，但戰後香港報業很快復興，這是由於香港商務繁榮，是南中國一大吞吐港，又是東南亞一大商港，報紙發達實與商務繁榮息息相關；加上交通發達，無論海陸空，香港都扮演着國際橋樑的重要角色，電訊發達也促進了報紙的發展。「所以香港華僑所辦的報紙，無論在歷史上，在質量上，比諸國內任何一個通商口岸或任何一個大都市的報紙，並無遜色，甚至更為優越」，眾多的原因總結起來，「這是因為香港具有一切現代條件所致」。

《華僑日報》創刊時，《循環日報》和《香港華字日報》仍是香港的大報；《工商日報》作為《華僑日報》的競爭者登場後，香港商業報紙至此已趨成熟。1938年8月，又出現新的對手《星島日報》；但商業報紙的發展因戰火蔓延而一度備受摧殘。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始出現《華僑日報》、《工商日報》、《星島日報》三大中文報紙鼎峙爭雄的局面；直至1984年《工商日報》和1995年《華僑日報》先後停刊，這個時代也就宣告結束。代之而起的，是以娛樂性為主導的大眾化報紙；至於免費報紙的登場和日趨普及，已是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事了。

《華僑日報》刊行長達70年，成為二十世紀香港歷史最悠久的中文報紙，這一紀錄直至2009年才被《星島日報》超過，該報在2011年已進入第73個年頭。如果將《華僑日報》連同它的前身都計算在內，總共有138年，在香港以至全中國報業史上，則仍然獨佔鰲頭。《華僑日報》一向與香港各界團體關係密切，於香港社會、文化、教育等多方面都有積極參與；香港是國人往返海外和內地的南大門，長期起着橋樑的作用，該報又是以「華僑」命名的重要報刊，以服務香港和各地僑民為辦報宗旨，對於促進海外僑務和加強華人社會的聯繫，所擔當的角色是值得注意的。

換句話說，《華僑日報》在香港報業史、華南報業史以乃至海外華文報業史上，都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單是報紙本身的悠久歷史就已具有研究價值。報上刊登的大量新聞、信息、文章和廣告等，見證了香港二十世紀前期至1997年回歸祖國前夕這數十年間的社會變遷和發展歷程，一套報紙有如一個龐大的資料庫，加上相關的出版物，例如《華僑日報》出版部持續編印了46年的《香港年鑑》，內容是非常完備而且可觀的。有鑑於此，就《華僑日報》作出研究的重要性實在不容忽視。關鍵在於如何以該報為脈絡，把複雜多變的香港社會發展有條理地貫串起來；而社會變遷又如何賦予《華僑日報》以時代特色，並且影響了它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