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充滿深層次矛盾，香港有何出路？

持續將近兩個多月的佔中對很多人來說都是一個震驚。這一切所為的都是2017年普選能否有公民提名。我認為這只是一個強烈的導火線。

這次近乎暴亂的非法佔領事件，可以說是香港各種深層次矛盾的交集和總爆發。支持佔領活動的人帶着不同的訴求，品類紛雜；但是只有學生們比較受到社會的重視。

為了認識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人們需要探視一下過去幾十年來的香港奇蹟和它最近的演變。

香港的成功源於中國因素

1949年至1979年，中國內地與外部幾乎隔絶，香港成為中國對外交往的南大門和轉口港。也就是說，香港在這30年間的優勢來自中國的孤立。那是在二次大戰和中國內戰之後，韓戰和越南戰爭期間。許多香港本地人和從內地南下的移民開始設法重建生活，在香港安身立命。他們刻苦耐勞，幹勁十足；在英國人的管治下，大家有法可依，起步點大致平等。一般人只想要衣食不愁，子女讀書，並不妒忌別人，也沒想過從政府得到什麼福利。在這30年中，香港湧現了一大批企業和知識精英；他們使香港有條件進入另一個創造奇蹟的時代。

從1979年到2009年，香港的第二個奇蹟造就了另一批成功的企業家。這個時期香港得益於中國的開放。由於具有地理與語言的便利，香港人近水樓台先得月，最多時曾經有超過5萬家香港企業在珠江三角洲進行生產。因此香港經濟增長迅速，從一個小康社會成為一個富足社會。香港又因為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而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和物流中心。

富足社會隱藏不安種子

在這個快速發展的富足社會裏也隱藏着若干不安的種子，其中包括：一、一大批低技能的人落入社會底層，他們和其子女都難以有機會實現上一代做過的並且已經局部實現了的富足安康之夢；二、由於高地價政策和低稅率政策，香港政府的稅基很窄；而樓價高昂使中產階級負擔很重，他們終年勞碌，忙於供樓，生活質量很低；三、青年人不敢奢望擁有自己的住房，也看不到未來發展的機會，多數人徬徨無助，也有不少人變得憤世嫉俗；四、人口逐漸老化，過去靠子女照顧的傳統，在子女無房少錢的情況下已經行不通，而政府還沒有適當的政策和足夠的設施來照顧這麼多老人。

開發大嶼山、新界北部和部分郊野公園，建造較為廉價的新社區是一個值得考慮的選項。但是這裏牽涉到太多法律規定以及地產集團與原居民的利益；以今日政府的力量，很難在短期內做出具體規劃。

提高稅率，向福利主義靠攏，當然也是一個選項，但是這裏面對香港整體競爭力的利害得失，必須要有充分的估量。總之，貧富懸殊所引起的社會問題已經擺在眼前，解決的方法還沒有機會進行討論和評估。

本地青少年與內地青少年競爭激烈

就像歷史上任何社會一樣，經過兩代人的努力拚搏，第三代人開始失去前人的動力與活力；香港目前許多年輕人都屬於這樣的第三代。恰恰在此時，大批內地學生進入香港的大學，他們大都勤力向上，成績優異，畢業後大部分可以到外國留學或是在香港找到待遇豐厚的工作。於是，這批對香港整體社會有利的新血，成了阻礙本地青年向上發展的競爭對手；而這些本地青年的另一批競爭者，是同樣出身於香港但家境較富裕的青年，因為這批人到外國學習回到香港之後，往往可以得到較好的工作機會。

支持佔領活動的人帶着不同的訴求，品類紛雜；但是只有學生們比較受到社會的重視。（亞新社圖片）

如果有政客和媒體不停地告訴徬徨苦悶的香港青年：特區政府既無能又官商勾結，它不是我們選出來的，只會聽命於北京而不了解你們的困難和照顧你們的需要；梁振英告訴你們，有志青年應該北上尋求發展機會，但是中國遍地是貪官，內地的老闆們也大多粗暴無禮而狡詐無信，這些青年會感到滄然，以天下之大居然找不到可以施展自己所長的機會。這樣的苦悶對一個入世尚淺年青人真可以說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他們很可能會相信，只有徹底改變這個中央政府強加於香港的體制，才能尋回自我，找到前途。

香港的前途在哪裏？

2014年9月28日開始的大震盪，迫使香港社會必須面對當今和未來的嚴峻挑戰。希望香港各界可以把它視為一個警號，以此為契機轉危為安。

經濟上如何給大量低技能的人口提供就業機會，使中產階級減輕供樓的負擔，讓老人可以不必依靠子女而過上有尊嚴與安全感的生活，這些是香港的當政者和精英階層必須面對的問題。而最重要的莫過於讓年輕人感覺到有前途，願意為了自己的未來而努力。

文化上，如何可以使香港既符合她作為中國南方一個大城市的自然定位，又可以保持她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的地位，是對香港教育系統和整個傳媒以及文化界的挑戰。未來的香港社會精英需要具有宏觀視野和歷史眼光，能夠一方面從中國歷史和現狀中看到全中國的發展趨勢，另一方面又從全球地緣政治的角度和國際局勢變化中認識香港的特殊地位。從而認識到定出香港的發展道路，需要全港市民在政治層面形成一個廣泛的共識，循序漸進地實現民主管制模式，並且據此訂定香港從2017到2047年的發展路線圖。

地理環境決定歷史發展

縱觀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地理環境是決定歷史發展的主要條件，第二個重要條件是找到一個適應自身地理條件的社會組織和管治模式。

內陸山區裏的社群想要以海上貿易為生計明顯是糊塗。位處蓬勃發展的珠江流域的最佳地位，卻不想和這個地區合作交融，甚至是希望與之保持距離，那是加倍糊塗。香港過去60多年的成就，與她的地理位置密切相關。把同樣的一批人，連同英國的法律和經濟制度搬到印度洋中的毛里求斯或是太平洋裏的斐濟，這些人絶不可能創造出獅子山下的輝煌成績。

要想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給香港青年人找到較好的發展機會，讓香港有序地和珠江流域、華南地區甚至全國在經濟和社會上逐漸融合，是一個必須考慮的選項。

但是這裏要有兩個前提：第一，香港必須保持國際金融中心和創意設計領先的地位；第二，放棄過去的某些優越感和低科技運作模式。

30年前，香港的 GDP 是全中國的25%；香港人會的內地人不會。今天香港的 GDP 只佔全國 GDP 的不足3%；香港人會的，許多內地人也會了。目前的實際情況是，香港人仍然可以給珠江流域帶去資金、技術、運營和管理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