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中國人是透過《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首次接觸20世紀社會哲學家海耶克（F. A. Hayek）的思想。這本書在1944年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版，至今不覺已70年。今年8月底，我參加了在台中逢甲大學舉行的第十屆華人海耶克年會的學術研討。來自中國大陸的前輩知識分子茅于軾在開幕致辭時便再三重申，不要忘了海耶克70年前對集權主義的危險的忠告，認為今天的中國人還得繼續為個人自由而奮鬥。
《通往奴役之路》的出版，使海耶克在學術界以外的知識輿論界暴得大名。這本書當時在美國影響尤其大，得到《讀者文摘》摘要轉載，甚至成為暢銷書之一。與此同時，海耶克也被不少同行的專業經濟學家批評，認為他寫這樣倡議式的政治著作，意味着他已脫離了經濟學上的科學追尋，轉而為某種政治立場搖旗吶喊。
70年後的今天回過頭來看海耶克的學說和《通往奴役之路》在中國的遭遇，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通往奴役之路》這本書，可以說是在上世紀50年代改變了不少中國自由主義者，對經濟平等和政治自由之間關係的看法，也是在中國大陸自上世紀80年代進行開放改革之後，震撼着很多渴望自由的知識分子心靈的一本書。
大家都知道，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取得大陸政權之後，留在大陸的中國自由主義者經歷了一連串的政治和思想改造運動，失去了言論和表達的自由。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思想命脈，可以說是由撤退到台灣圍繞着胡適以及後來由雷震所創辦的《自由中國》的一群知識分子在延續着。
50年代初，通過海耶克的第一位華人學生周德偉的介紹，在台灣知識界深具影響力的殷海光開始在《自由中國》上譯介海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殷海光在1965年把他譯註的《通往奴役之路》（殷譯《到奴役之路》）結集時，寫了以下一段序言：「中國許多傾向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醞釀出『政治民主，經濟平等』的主張。這個主張的實質就是『在政治上作主人，在經濟上作奴隸。』我個人覺得這個主張是怪彆扭的。但是，我個人既未正式研究政治科學，更不懂經濟科學。因此，我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正在我的思想陷於這個困惑之境的時候，忽然讀到海耶克教授的《到奴役之路》這本論著，我的困惑迎刃而解。海耶克教授的理論將自由主義失落到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從新救回來。」在讀到殷海光發表在《自由中國》的譯註之後，胡適在他1953年11月24日的日記中有以下一段記錄：「Hayek 此書，論社會主義與自由不能共存，其意甚可取，我在二十年前，尚以為 socialism is a logical sequence of the democratic movement（張譯：社會主義是民主運動一個邏輯上的順序結果），近十年來，我漸見此意不是，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其主要信條乃是一種健全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不能接受各種社會主義信條。」
《通往奴役之路》一書預言了文革情況
海耶克的理論影響到50年代台灣的自由主義者作出思想上的改變，到了80、90年代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大陸知識分子身上，海氏的《通往奴役之路》，帶來的卻是印證了預言般的震撼。《南方人物周刊》主筆何三畏在今年5月發表的〈以預言者的姿態捍衛自由——紀念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出版七十周年〉一文中說：「〔該書〕在第九章的開頭，作者先引了列寧在1917年的一段話：『整個社會將成為一個同工同酬的管理處，或報酬平等的工廠。』接着，哈耶克又引了托洛茨基在1937年的一段話：『在一個政府是唯一的僱主的國家裏，反抗就等於慢慢地餓死。「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個舊的原則，已由「不服從者不得食」這個新的原則所代替。』······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第一次讀到這段話，就深深地記住了，因為它概括了我八十年代在工廠觀察的心得。」這次我在逢甲大學的會議中，發現不少來自大陸研究海耶克的學者，都有類似的經驗。
上文提及不少專業的經濟學家對海耶克撰寫《通往奴役之路》感到不滿，我估計這可能一方面是因為這是一部政治書，他們懷疑受經濟學訓練的海氏是否能稱職地進行論證；另方面可能是他們不同意海耶克的反對實質/結果平等的這類觀點。對於這些，海耶克在當時已經預計到，因此他在序言中便先為此致歉，但基於當時對自由世界的威脅正是水深火熱，在戰爭狀態中知識分子不是已經捲入計劃的戰爭思維中，便是沒有時間著書立說，因此海氏便覺得責無旁貸要撰寫這本書。但到了1976年當這本書再版時，海耶克卻認為事實證明，他的決定是對的，因為經濟學面對的種種人類社會中遇到的大問題，並非單靠專業經濟學所能應對，因此有必要進入政治學、法理學、哲學、心理學、知識論等範疇去探討，而這正是1944年之後海耶克終身努力的方向，使他完成了《自由的憲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和《法律、立法和自由》（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等鉅著。沒有這些鉅著，海耶克憑着他早期對貨幣理論和貿易周期論的經濟學貢獻，大概也足以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了。但如果單是這樣，他便不可能成就為思想的大師，對中國自由主義也不會產生這麼大的影響。
海耶克後半生的努力，說明了學問和人間道理追尋之博大精深是無涯的。他每一本鉅著的完成，都是新問題的開始，也就是對已有的看法產生疑惑的時候，直到他生前無法真正完成的《致命的自負》（The Fatal Conceit）也不例外。自由秩序的確立、理解和論證，以及這秩序和平等、公正、民主、法治、傳統等關係，至今還是值得多方探討的課題。受海耶克啟發的、崇尚自由的中國學人，在今天應該在前賢建立的基礎上，不斷深化我們對這些課題的把握，以開放和批判的精神，去不繼挑戰自由主義的思想成就，這可能是紀念《通往奴役之路》出版70周年的最好繼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