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沒有了踪影

 

 

學生都放暑假了。

 

一天下午，在翻譯系辦公室工作。突然有敲門聲。起身開門……是應屆畢業同學。

 

「欸，Peter（化名）……」

 

「黃教授，交功課……」

 

在翻譯系任教多年，無論教什麼課程，每個學期的第一堂，必定把課程大綱、教程、參考書目、未來兩三周的講義、評分準則印發給全班同學。然後用口頭稍加補充。口頭補充時，以評分準則所花的時間最多。評分準則包括出席率、堂上表現、習作、學期論文、期終測驗各項所佔的百分比。

 

上世紀80年代，除了按堂上表現給分的導修，我授課時從不點名；學生出席與否，完全有自主權。我在大學唸書時，雖非「曠課大王」，卻也不是堂堂露面。既然自己當學生時行使過聽課或不聽課的自主權，自然不應厚己薄人，剝奪學生該享的權利。就這點而言，我是完全遵循聖人教誨的：「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因此學生缺席時，我總採取「三不政策」：不介意，不干預，不追究。

 

到了90年代，香港各大學開始注重學生的出席率，規定出席率為評分準則之一；出席率低於某一百分比，整門課程就不及格。有了這樣的規定，我授課時，也就跟其他老師一樣，即使不是導修，也要點名。

 

不過出席率和堂上表現、期終測驗等評分標準一樣，直接而簡單，學生早已習慣，補充時也不必耗太多唇舌。耗我唇舌的，是交習作或論文的期限。

 

 

香港各大學的翻譯課程，除了一對一指導的長篇翻譯（即英語所謂的 Project），大致分為兩類：實踐課程和理論課程。修我的實踐課程時，各同學每兩星期要翻譯一篇作品，學期結束時只需通過期終測驗，不必寫期終論文；修我的理論課程時，不必每兩星期交一篇翻譯習作，但學期結束時要交論文，當然也要通過期終測驗。英譯中習作，原文長約300字；中譯英習作，原文長約400字；工作量不算重，也不算輕。英文論文，一般是3000字左右；同樣不算重，也不算輕。習作怎樣做，論文怎樣寫，第一堂的開場白結束，我就會詳細向同學講述。開場白的重點，是強調交功課必須準時。如何準時，不準時又有什麼後果，在每一課程的第一堂都會詳細說明，「先禮而後兵」。內容大致如下：

 

某一星期的翻譯習作，在接着一星期的同一堂繳交。也就是說，你們有一星期的時間譯這篇作品，我有一星期的時間批改你們的翻譯。如未能在堂上繳交，也要在同一天下午五時前交到系辦公室，否則評分時扣一亞等（sub-grade）：A 降為 A-，A-降為 B+，B+降為 B…..如此類推。遲交超過一星期，不獲評分。遲交不扣分，對準時交習作的同學不公平。遲交超過一星期不評分，不僅因為遲交者遲得「離譜」，還因為一星期後，我已經在堂上示範作品該如何翻譯，指出各同學的習作何處強，何處弱，哪些詞語的錯解、誤解最多，哪種譯法不夠地道，最複雜、最棘手的句子該如何化解……「標準答案」公諸天下後你才答題，並且獲老師如常評分，對得起準時交習作的同學嗎？屆時他們到包青天衙門前擊鼓鳴冤，你叫我怎麼辦？……

 

說明期終論文的繳交期限時，我的台詞大同小異：

 

這個學期有14個星期，再過兩個星期我就會出論文題目。繳交時間是第14星期最後一堂。未能在堂上繳交，也必須在當天下午五時前交到系辦公室，否則評分時扣一亞等（sub-grade）：A降為 A-，A-降為 B+，B+降為 B…..如此類推。遲交超過一星期，不獲評分。你們有12個星期寫這篇論文，時間也夠充裕了。……

 

上述兩段開場白，在任何課程的第一堂，我都不厭其詳、不厭其煩地重複一遍，本科生、碩士生都逃不過我的囉唣。有時候，我會加強「嚇唬」之詞；有時候，見「嚇唬」之詞嚇怕了同學，也會加插一兩句俳諧之言，以減輕他們的心理負擔。不過無論怎麼說，我的「核心價值」都不會變動。

 

 

上述規定，已經在評分準則最後一段用白紙黑字「嚴厲」宣佈，為什麼仍要三令五申呢？因為我崇奉立法會外右手持天平、左手握利劍的蒙面司法女神瑟彌絲。

 

那麼，我的「基本法」頒佈後，效果如何？效果極佳，誰也沒有怨言，因為我執法時剛正不阿，從不會「大細超」。多年來，絕大多數同學都準時交習作、交論文。即使偶爾有同學遲交一天半天，也會對我說：「黃教授，對不起，遲了。扣一個 sub-grade 吧。」當然，學生因病或因「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而遲交習作、論文，執法者是會酌情處理的。

 

 

 

這位同學，修的是理論課程；上第一堂的時候，已看過、聽過我的「基本法」；在最後一堂卻沒有出現，也沒有在當天下午五時之前把論文交到翻譯系辦公室。於是請系秘書打電話找他，看看他是否病了，或遇到什麼意外的要緊事情。系秘書跟他接觸後，知道他沒有病，也沒遇到意外的要緊事情。他向系秘書保證，一星期之內就會把論文交來。

 

一星期過去了，論文仍沒有踪影，叫我變成了蘇東坡。

 

宋哲宗紹聖二年（公元1095年）某月某日，蘇東坡的好友章質夫答應送他六壺美酒。蘇東坡收到了送酒便條，六壺美酒卻無踪無影。於是，空候美酒的坡公寫了首詩，題為《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詩問之》。詩的前半部說：「白衣送酒舞淵明，急掃風軒洗破觥。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為烏有一先生。」（註一） 我所空候的不是酒，而是論文。當時見「聲至而文不達」，也想寫《ＸＸＸ交文一篇，聲至而文不達，戲作小詩問之》寄贈這位同學……第三、四句已經想好：「豈意區區數頁紙，化為烏有一先生。」不過一轉念，又馬上由東坡升格為少陵，有「寄書長不逹」的恐懼，只好作罷。

 

於是再請系秘書打電話跟這位同學聯絡。結果是：手機羈不住，固網網不到。

 

學期結束，翻譯系同學的成績已經評定，過了系務會（Department Board），過了教務處（Registry），過了審核全校考試成績的考試委員會（Examinations Committee），過了全校終審庭教務委員會（Senate），最後成為成績報告，寄達各同學手中。

 

學期結束已超過兩個月，翻譯系仍沒有這位同學的音訊。

 

學生都放暑假了。

 

一天下午，在翻譯系辦公室工作。突然有敲門聲。起身開門……啊，「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探首，那人卻在，走廊門開處」──是「聲至而文不達」、學期之首見其首、學期之尾不見尾的同學。

 

「欸，Peter（化名）……」

 

「黃教授，交功課……」

 

我看着 Peter，笑了笑，然後像上世紀50年代美國西部片中的警長，斜睨着自首的積犯，一板一眼地問：「Peter，你認為──我應該不應該收你的功課？」

 

 

「不應該。」Peter 不假思索地回答，而且答得響亮清晰。「都係我衰。──想博一博嘅啫……」（註二） 

 

Peter 說完，沒看我如何反應，就瀟灑地拿着交不成的功課離開。

 

我見 Peter 沒有主動說明遲交功課的原因，也就尊重他的私隱權，沒有進一步「訊究」；沒有問他，過去幾個月是否天天打麻將，圈圈食滿貫，以致忘了交功課；還是跟女朋友參加了漫遊南極的旅行團。

 

 

Peter 叫我想起蘇東坡，想起杜少陵；他的一句「想博一博嘅啫……」還叫我想起當時 ICAC 在電視熒光屏上經常播放的反貪污宣傳短片。這一短片，沒有跟電視絕緣的香港人（包括 Peter）一定看過：一個樣子戇直、戴近視眼鏡的壯年男子盯着一個賭博輪盤，一蹙眉頭、一咬嘴唇間把心一橫，大喊一聲：「博咪博！」然後劍及屨及，毅然伸手推賭博輪盤。……到了下一個鏡頭，壯年男子已關在獄中的鋼閘內。（註三） 

 

Peter 離開前，我忘了告訴他：跟黃老師「博一博」，後果雖不會像壯年男子跟 ICAC「博一博」那麼嚴重，但同樣不會「博」出運氣。

 

想起兩個學生，是因為他們都講理，沒有對我說：「我爸是李 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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