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撕裂與身份認同
佔中事件發生以來，國際輿論傾向支持佔中者，把他們描述為爭取民主的鬥士。香港警察則遭到極為困難的挑戰：一方面，他們被不少政客和媒體標籤為施暴者和壓制民主訴求的工具；另一方面，他們持續兩個月處於緊張的備戰狀態，但又不能夠依法執行本來屬於他們的任務。社會上分裂為兩派，同事、朋友和親戚之間開始出現不同的看法，許多人也開始對不熟悉者的政治取態也有所猜忌。
綜合不同的民意調查，10月底的時候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市民支持佔中，三分二的市民反對。在多年來一向和平、守法的香港居然有三分之一的市民支持非法佔中，這是大多數香港人過去無法想像的情況。
進入12月，社會輿論開始轉變，支持繼續佔領的的人逐漸變為明顯的少數，大家都勸學生領袖們知所進退。但是這些自認為代表香港人的民主鬥士堅決認為他們自己是正確的，揚言要長期地多變化地把雨傘運動（西方媒體普遍稱之為雨傘革命）傳布到社區裏。
無論香港政府今後如何處理已經進入尾聲的佔中運動，香港社會已經受到嚴重的雙重內傷：第一是社會的撕裂；第二是法治受到破壞。
問題是，為什麼會這樣？
國民身份認同感低
佔中出現以來，我六次到內地做學術演講，總有人會提到佔中的問題。許多內地都人語帶憤慨地問，為什麼香港人不以中國人自居，並且對內地人蔑視與敵視？
拋開香港人的多元政治取向，我可以肯定地說，大多數香港人都自認是中國人，也不敵視內地人。但是，一般香港人對內地人並不感到親切。
與此相比，許多台灣人對大陸人有很自然的認同感，彼此很容易談得來，不少人還覺得和大陸人有同胞親情。
這就不能不歸根到國民黨時代台灣當政者和港英時代英國當政者所推行的教育與文化政策了。國民黨人反共，但是他們自認是中國人，在台灣推行的是中國式的教育和文化。英國人早期只注重培養親英國的少數精英，1970年之後開始刻意提倡粵語和重視香港的本土文化。
幾十年下來，香港人和內地人本來存在的親緣關係逐漸淡薄了。那些具有民族感情或是認同中國的人時常被標籤為「左仔」；很多「番書仔」（英文學校出身的人）對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不甚了了，對中華民族兩百年來所遭受的苦難感受不深。
此外，今日香港年輕人對當今的中國還有很強烈的疏離感，甚至是反感。
四大因素令年輕人厭惡內地
首先，許多年輕人的父兄師長對內地的文化大革命感到深惡痛絶，對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更是刻骨銘心，所以這批青年人無論在家裏或在學校裏都會受到對當代中國負面情緒的影響。更何況，近年來內地一些土豪貪官的惡劣行跡讓所有香港人都感到很厭惡。
第二，回歸前，香港中學生的中國歷史課只講到清朝，對近代史不熟悉；回歸後，由於特區政府缺乏明確的政策指引和有力措施，修讀中國歷史的中學生不是增加，而是大幅下降，目前全香港只有不到4000名中學生選讀中國歷史課。在兩年前的國民教育風波中，特區政府吃了敗仗，不啻給今日佔中者壯了膽和做了預習。
第三，在最近20年的全球化浪潮中，世界各國青年的信息來源和行為模式很受互聯網的影響，普遍認為自己是地球村的公民。弔詭的是，在全球經濟和行為模式漸趨一體化的同時，各地又紛紛出現了地方主義。這個現象在英國、西班牙、比利時很是突出，最近香港出現的香港民族的說法和港獨思潮大致也屬於這個現象。
最後，也是很重要的一點，香港的傳媒非常自由開放，而多數傳媒工作者的思想也同樣受到以上三個方面的影響。他們的工作使他們具有議程設定的能力和很大的話語權，所以傳媒的報道和評論對市民大眾有很大的引導作用。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社會裏素來有很多反共的人，還有由反共而變為反華的人，他們雖然不是多數，卻有相當大的能量。今年十一在紫荊廣場舉行升旗典禮時，有20多幾名身穿黑衣的青年轉身背對國旗，並且用雙臂在頭頂打個「叉」字。這是極端分子的挑釁行為，雖不犯法，卻很有侮辱性。對這個新聞事件，幾乎沒有一位平素經常出鏡的政治人物或是學者兼傳媒人物出來譴責或是評論。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香港的教育界、文化界和傳媒人士能夠通過潛移默化，對香港未來的人心向背發揮很大的影響力。我在17年前提出的心理回歸問題，現在看來，絶不是杞人憂天。我只希望再過17年之後，香港人會有更加明晰的身份認同。
「一國兩制」的構思與實踐
中英兩國通過談判，能夠把一個有650萬人口的國際大都會的管轄權以和平方式轉移，是人類史上未曾有過的創舉。而中國政府能夠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思，可以說是既現實又富創意。由於中國傳統文化主張兼容並蓄，儒道佛三種思想長期在中國共存，所以「一國兩制」的概念在中國並不難被接受。在相信真理只有一個源頭的社會裏，「一國兩制」就不容易被接受。當初《財富》雜誌預言「香港之死」，可能是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不可能並存在同一個國家之內，所以崇尚自由、奉行資本主義的香港必然會被中國大陸窒息致死。
近兩年來香港有關政制改革的爭論，有一部分也是源於某些香港人對於他們所推崇的普世價值的優越感。這些人對中國政府懷有反感，對具有兼容性的「一國兩制」缺乏信心。在這一次佔中的支持者裏面，應該有許多人是項莊舞劍，志在沛公。他們口中要求的是在2017 的普選中容許公民提名，心中的目標卻是要挫敗「一國兩制」，削弱中國在香港的影響力。
彭定康故意引入民主選擇
其實，「一國兩制」的確是一個巨大而長久的實驗。為了盡量不做改變，《基本法》的設計者把港英時代的政府架構基本上保留了下來。英國駐港總督一向實行的行政主導也寫進了《基本法》。然而在港英時代，除了彭定康在回歸前兩、三年故意引入民主選舉，又開始刻意每年向立法局做施政報告之外，所有政策的制訂和實施都是由港督主導：行政局和立法局的議員全部由港督指派，政府行政部門的官員更是要對他負責，連英國在香港的駐軍都要聽他的。港督只對英國政府負責；可以說整個香港都在「港督黨」的控制之下，行政主導很容易實現。
相對於過去的港英政府，許多人認為回歸後的特區政府缺乏人才，管治無力。泛民派把這個問題簡單化為行政長官不是由人民直接選舉，缺乏認受性，所以管治困難。
行政長官不易當
即使將來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他仍然不是一個政黨的領袖；屬於任何一個政黨（或政團）的立法會議員都有自己團體的約束，不必聽從行政長官。不妨比對一下英美的制度：英國實行的是議會制，下院多數黨的領袖就是首相；美國總統是他所屬政黨的當然領袖，具有人事任命權，行政指令權，預算編製權和對國會所提議案的否決權。面向將來，香港特區的行政長官必須要能指揮行政部門的公務員隊伍，也要對立法會的多數議員有充分的影響力。
回歸以來，行政長官既要對中央政府負責，更要對香港人民和代表他們的立法會負責。立法會議員不由他指揮，公務員系統也不一定服從他。近年來，泛民主派議員以立法會為政治舞台和競選基地，在議事廳裏動輒刁難政府提出的議案，無端拖長對一個議案的審議程序，謂之「拉布」（filibuster）。自從學生帶頭佔中以來，泛民派議員們宣稱要利用議事規則實行不合作運動，癱瘓立法程序。
這樣的管治模式，如何能使香港面對今日和未來的許多挑戰？
在香港看佔中系列三之二
明天預告：社會充滿深層次矛盾，香港有何出路？
